一、前言
范仲淹為北宋名臣，在歷史上有多方面的表現而受到重視。其一，在政治上為變法改革、抵御西夏。其二，在教育上為倡師道、重興學。其三，在學術上為弘儒學、重經術。其四，在社會上為創義莊、敬宗收族。其五，在文學上為開古文風氣之先，并有詞章文學傳世。這些方面研討者已甚多，不再分別說明。但畢竟仲淹及其時代所涉層面廣，應仍有可發覆探微之處，若有新史料或由新角度來觀察，當宜有可探討之論題及發現。筆者于讀書之際，記得仲淹幼孤貧而身體多病，然其后歷任要職，責重事劇之余，尚能得六十四之中壽，故對其體病與生活等有所興趣，因草此短文，大略陳述之。
二、范仲淹的體病
范仲淹在四十三歲時移官至陳州(今河南淮陽)通判，曾上疏乞將磨勘轉官恩澤移贈考妣，疏中說出其自幼即多�。�
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茹。
仲淹身世，論者皆知，二歲而孤，母改嫁長山朱氏，因以改姓為朱，名說，少年時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后往南都郡學就讀，歷經苦讀后而考中進士。是以少年時孤貧，體弱多病當與此有關。關于仲淹的體病，在《宋史》仲淹傳記中僅說：“以疾，請鄧州”，以及“初，仲淹病，帝(仁宗)常遣使賜藥存問”，是仁宗皇帝對大臣的關切，也說明仲淹身體的疾病并非日常生活疏失偶患之小病。然則仲淹到底有哪種體病?可略作考察。
仲淹體病的紀錄約當其四十六歲左右，仁宗景祐元年(1034)出守睦州(今浙江建德東)時，道經桐廬有詩《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其詩中二首的第一首言：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不道鱸魚美，還堪養病身。
第二首詩言：
有病甘長廢，無機苦直言。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閽。
詩中已說到有病之身，但未說明到底是何病?二年后，仲淹落職知饒州(今江西波陽)時，曾有昏倒之癥，以后的幾年在陜西邊區抵御西夏時間為多，直至慶歷三年(1043)，仲淹五十五歲時，人京為參知政事，并主持著名的“慶歷變法”，推行改革的新政。仲淹知饒州吋年四十八歲，以后的六、七年間時有體病的現象，據其自言說：
竊念臣前在饒州日，因學行氣，而有差失，遽得眩轉之疾，對賓客忽倒，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后久坐則頭運，多務則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叭我�，以炎熱之期，歷涉山險，舊疾遂作，近日頗加。頭目昏沉，食物減少，舉動無力，勉強稍難見于永興軍諸醫官看治次。其本州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
此段自道病況，是景祐三年(1036)四十八歲知饒州，康定元年(104。)五十二歲任陜西都轉運使及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今陜西延安)，慶歷元年(1041)五十三歲為戶部員外郎、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今陜西耀縣)，這三個時期的體病情形。在饒州時曾有詩句：“每疏歌酒緣多病”、“人間禍福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自說多病與自喻衰翁，是接續此前的體病抑或是因“行氣”差失后所導致?仲淹學行氣不當，“遽得眩轉之疾”，在賓客之前突然昏倒，顯然相當嚴重。
行氣出于道家氣一元論的生命本原之說，以氣為生命構成之基礎，故欲延年益壽則須激發此本原，遂產生行氣、導引等說法。行氣指吐納、服氣、胎息、調息等，從《莊子》的“吐故納新”，到葛洪的力倡行氣，已完成道、醫的融合及行氣在中醫學上的特色與地位。創立及發展導引行氣的養生術正是道醫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納入中醫體系中的部分。早在馬王堆漢墓中有《卻谷食氣》、《十問》帛書，即記述呼吸調息以食氣的方法，導引與行氣往往互相配合。白魏晉南北朝至于唐宋以后，道家書及醫書頗有談論行氣之說，成為養生、除病、長生的普遍認知。著名的《黃帝內經》中記載：
黃帝曰：余受九針于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炳、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
據明人張隱庵的批注說病傳是“邪”從皮毛而發于腠理，再人于經脈，再傳留于五臟�！叭缧叭擞诓�(臟)，不可以致生”，因病體不同而施以不同的治療去病之法，如“邪人于中(五臟)者，宣導引、行氣以出之”。馬元臺的批注說：“病有不同，故治之亦異也�！奔匆虿煌�、不同之病而有各種治療法，如導引、行氣、喬摩、灸熨等等，而各種療治法也都有其要領及專門的方法。這些自有其專業的學習及訓練，且任何一種方法及理論都頗為繁復與講究。
仲淹“因學行氣”，其為自學或學于何人?學習之情形等，因未見記載而不能得知。行氣是為養生而去學習?抑或是自覺身體不適而欲學習以健身、治療?也都無法得知。到慶歷二年，仲淹五十四歲時，為請辭鄰州(今陜西彬縣)觀察使，又言及身體之病痛說：
況臣懦旭之質，宿患風眩，近加疾毒，復多鼻衄，膚發衰變，精力減竭。
除去前面說到的體病現象是眩轉、頭暈、頭目昏沉等，加上這里所說的“宿患風�！�，大體情況相同，就是頭暈眼花，重者如乘舟車，甚至突然昏倒。中醫對于導致眩暈現象指出有多種情形，如風火上擾、陰虛陽亢、心脾血虛、中氣不足、．腎精不足、痰渴中阻等。至于致病的原因則有情志所傷、飲食所傷、失血、疲勞過度等，但以虛者居其八、九，傷脾而痰濁中阻亦能造成暈眩。筆者因不諳醫學，無法多加討論，同樣地，鼻衄有風寒欲解、風熱壅肺、胃熱、胃中虛火、肝火犯肺、氣血兩虛等多種癥候，筆者亦無法推斷仲淹宿患風眩，又以“疾毒”而多有鼻孔出血的現象是何種原因?其時仲淹描述自身已是“膚發衰變，精力減竭”，因病而衰老之象，前一年則已是“頭目昏沉，食物減少，舉動無力”，風眩影響食欲，而食少也導致體虛乏力。
仲淹的體病還不止是“宿患風�！�，在《與石曼卿》書信中說因“朋友來歡，積飲傷肺”，飲酒過量而傷及肺。在《與孫元規》書信中說“肺疾未愈，賴此幽棲”，因肺疾而養病。在《與滕子京》書信中說“某肺疾尚留，酒量大減，水邊林下，略能清吟”，以肺疾未愈故，而飲酒量小。肺病又是仲淹常提及的體病，而疾苦的狀況，是在慶歷五年(1045)仲淹改知鄧州(今河南鄧州)，時年五十七歲時所說：
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發，求去冱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
可知肺疾已是多年之患，且是“每秋必發”，受秋天涼寒之氣則必發作，因此要求離開西寒冷之地。肺疾發病應已有多年。又在同年改知鄧州的陳乞表上說：“臣則宿患肺疾，每至秋冬發動”，看來應是多年患有的疾病。為方便就醫，故而又說：“察臣之多病，許從善地，就訪良醫”，企望在河中府、同州(今陜西大荔)或京西襄(今湖北襄樊)、鄧之間得知州之任。旋即受命往就知鄧州，此即《宋史》所載“以疾請鄧州”。仲淹體病與肺疾有關的資料大約都在六十歲稍前幾年，罷參政而出守西北時。又言咳嗽恐與肺疾有關。書信中說：
某到忻、代病嗽，醫藥過涼，傷及下臟，淋痔并作，日夜苦楚，于今稍間而未止。
咳嗽病變主臟在肺，又與肝、脾、腎有關，因肺體清虛，不耐寒熱，而肺主氣，其氣又貫百脈而通他臟，受不得外來臟腑病氣。肝脈布于兩脅而上注于肺，若肝郁化火，氣火上逆犯肺而生咳。脾則為肺之母，所謂“手太陰肺經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胃主納氣，為氣之根，若肺病及腎，腎虛氣逆犯肺，即生咳、喘。故張景岳說：“咳癥雖多，無非肺病�！薄辈〉牟∫�、病機復雜，與咳嗽、淋、痔一樣并不單純，簡略的描述實無法下診斷病，而筆者也無醫學的能力來進一步分析。據前文中仲淹重復提及其肺病每至秋冬則發，又“病嗽”，仍無法出肺氣失宣、肺失清潤、痰濕熱、肝火、肺陰虧、氣虛等等，但不知何以會用“醫藥過涼致“傷及下臟”?結果發生“淋、痔并作”。淋病的五淋或七淋中，不知仲淹所犯為何種?大概是隋代巢元方所說的“由腎虛而膀胱熱也”導致，如過服寒涼會致脾腎兩虛，混濁不去，則有“勞淋’’之患�！爸獭碑斨钢搪┲�，痔久成漏，二者不同而有相關。痔又有內、外之痔，其病因是素積濕熱、過食炙博、酒色過度、外感六淫、內傷情志、久坐遠行，至于陰陽失調，腑臟本虛而氣血虧損。以仲淹而言，似因治肺疾而“醫藥過涼”，“傷及下臟”而生淋、痔，其間的關系像是用藥不妥而導致，然筆者卻無法多加說明。
皇祐元年(1049)，仲淹知杭州，時年六十一。在杭州約兩年，仍有患病的紀錄，“余杭酷熱，多在江樓。因病月余，以故久不奏記”。病患恐是舊疾，往日在西北燥寒之地易發病，而后到杭州濕熱之處也易發病，似體病不易控制。在杭州是仲淹去世前三年余，到皇祐三年，調知青州(今山東益都)，病情似已不輕，當時年已六十三，而青州的狀況是歲饑物貴、流民待濟，又有寇盜之患，可說是事繁任重。e因病而加以事繁，仲淹遂請求調任潁州(今安徽阜陽)或亳州(今安徽亳州)之地。其上書中說：
今守東齊，方面亦重，救災御寇，敢不盡心。而年高氣衰，日增疾恙，去冬以來，頓成羸老，精神減耗，形體旭弱，事多遺忘，力不支持�！猿急Р�，勾管不前，上無分宵旰之憂，下無以逃尸素之誚。
由前一年冬在杭州時的身體狀況，到青州事務繁劇，又有腹疾之病，e則更加深年老體衰之情’恐不堪重任而無力處事，故請求調任。朝廷亦憫其年老多病，于次年徙之往潁州，當時即抱病上道，然則于五月途經徐州而去世，享年六十四。
范仲淹四十八歲時曾因學行氣而有差失，往后疾病就醫藥，但似仍未放棄以行氣治療，大約在五十七歲知鄧州后，“亦依舊行氣不廢，且遣疾耳”。仲淹體病至少達時五年以上，而以行氣調治體病恐亦隨伴其病而終；對行氣的認知與篤信體行系來自于傳授或自學?恐難以得知。行氣是道家養生之道，納入醫學后亦成為Et常養生以及治疾療傷之法。仲淹略通醫理，稍知醫藥養生，故清人陸以泜說歷代宰相通醫理者，自伊尹而后，僅唐代狄仁杰、陸贄及宋代范仲淹，至近代言歷代醫家，也列入狄、陸、范三人。據宋人吳曾所言仲淹曾欲為良醫，其記事云：
范文正公微時，常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愿為-艮醫?”亦不許。既而嘆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有人謂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則當然，良醫之技，君何愿焉?無乃失于卑也?”公曰：‘‘嗟呼!豈為是哉!?#L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大丈夫之于學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之生民者，固惟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年，在下而能及小人生民者，舍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此段紀錄雖出于小說筆記，但亦有參考之處，以仲淹之抱負胸懷，是存有大丈夫澤被天下、利救生民之志。為相已見其功業；而欲為良醫，不免學習醫理。仲淹對醫學是有些學習，但未見到關于醫學方面的專門論著，言及醫學知識大多散見于書信之中，雖是生活日常中的談論，但仍可看出其醫學知識。
在醫理方面與生活養生之道有關，仲淹在給其三哥仲溫之書信中說身心與飲食的關系云：
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婿煩惱，遂成咽塞，更多酒傷著脾胃，復可吃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 但請思之，千古圣賢不能免死，不能管后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疏? 誰能主宰? 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吃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后，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將息!
信末還附言：“今送關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敝贉匾蚣沂聼⿶蓝技�，至于飲食受到影響，故勸其寬心，毋須執溺于憂煩與身后事等，又以圣人皆不能免死、管身后事，人是由無中生來，也必將歸于無中去，既無能主宰，也無可奈何，不如逍遙自在地生活。以這些勸說為前提，是要其看透人生，如此心氣順、五臟和，藥食才皆能有效。仲淹書信中既言人生之理，也是養生的醫理。飲食對身體病恙之人有其須注意之處，故又在給仲溫三哥的信中叮嚀須調節飲食，因脾臟惡濕，不得吃濕面、少羹湯，而宜食焦、蒸餅、軟飯，又以道家所言宜食輕干物以益脾臟。仲溫憂煩家事，因思慮傷脾，運化功能不健，食欲則不振，脾傷而津液運化無權，除產生內濕外，又可能凝聚為痰、為飲，病癥中的嘔吐、呃逆、泄瀉等都與脾胃之疾有關。脾臟喜燥惡濕，因之于日常生活飲食中宜配合輔助以健脾，至于道家書所言即為養生之飲食原則，實已納入于中醫的理論體系中。
在生活中言及有防疫的方法，如水災人疫恐生感染，仲淹提示用朮置于井中或水甕浸泡，作為日用生活飲水，可以辟瘟。據《神農本草經》所載，朮為生于山谷之草，又名山薊，“味苦溫，主風寒濕痹，死肌痙疸，止汗除熱”，若作煎餌久食，可以輕身，且“延年不饑”。草有蒼、白朮之別，大體多以白朮通用；朮草浸水以辟瘟或是民俗之法。又說浸朮于水則要用竹籃吊浸，不宜沉入水中泡浸，又是講究之處。仲淹用灸養生治病亦有記載，要其兄仲溫在氣海穴灸三百壯(粒)則可益于身，而仲淹本人也曾“某在南陽，灸得五百，至今得力”。仲淹于五十七歲時改知鄧州，此即所說的在南陽時，已患風眩、肺病之疾多年，因用灸治而有功效，故將此法提供其兄仲溫，又再叮嚀“須是多灸，仍服好藥，方可圖安”，灸氣海穴大約是益氣為主。養生的醫理，仲淹不只與家人兄弟言，也與至交之友韓琦論說：
人之生也，分天地之氣，不調則其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于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為疾也?請那十日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甚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松俜�，專于惜氣養和，此大概養生之說也。道書云：積氣成真，是也。為節慎、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余皆迂怪。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亂，宜無信矣!
仲淹此說重在調氣，正與其學行氣有關，使氣能平和，否則“氣不平則疾作”；少服藥，是指病全靠藥服，未必得宜，應習氣養和，此則為養生之說，以道家“積氣成真”即補氣、咽津之術；至于道家其他關于氣的修煉都屬怪誕之論，至于神仙之說則更不可信，看來仲淹對道家說法是有所取舍。仲淹還推崇《素問》，以為是言大道類《三墳》之書，且以為其精妙之處非一般醫者所能言。所說即日常生活中宜以調(行)氣為養生之道，調氣則是以道家的節慎、補氣、咽津之術。節慎當指七情六欲的節制與謹慎，補氣、咽津為行氣的重要方法，如道書《行真先生服內元氣訣》中所言的“服氣”程序，補氣、咽津是由丹田氣海中升上的元氣，吞服后再以意領氣，沿任、督二脈運轉，此即為行氣。仲淹之行氣大體不出于此，也因之如前文所言，主張在氣海穴行灸，是為助氣之通達�！胺e氣成真”可以養生延命，以至于修煉為仙，不過，仲淹不信也不求神仙，而止于養生。
對醫理與醫方的了解自可呈現出仲淹對醫學的認知，除上所述外，在覆尹洙《問醫帖》的信中，雖言及“目疾”，但仍舊強調“須惜真氣以補之”，對于目疾，以為不可急治，“急則傷之也”，要漸治漸退以愈，而若食補藥不可性熱，熱則損目，宜用溫和性補藥。又于信中言及師魯(尹洙)所要求的藥與醋，對于醋說“大熱損眼”，飲食宜淡，若不能，要用水和之而食，可“庶毒力”�！贝子卸喾N，人藥常用，以其“谷氣全也”，醋與酒皆有助添藥勢的功能。對于兒科，仲淹也有了解，但不知藥方及病情的內容，是仲淹本身所開付之藥?抑或如何?未有具體的答案�！睂τ谘兰�，仲淹有藥方，韓琦因牙痛不已，仲淹去信提出用好的硫磺末來揩涂，疼痛即止，又恐是風壅疾，則用搜風藥可治。硫磺，味酸溫熱，主治下元虛冷、寒泄、脾胃虛，堅筋骨、治頭禿、疸痔癬、疥等，在藥用上是損益兼具，似未見用之于治牙疾。其用之于揩牙止痛，或恐是偏方。風壅用“搜風藥”，不知是否即“定風湯”?此劑治風熱牙疼，喜寒惡熱，以辛溫藥材散風，以咸寒藥材驅熱。仲淹在給尹洙的信中言：“合得花蛇散，空心可日一服，甚有功�？忠芍�，和方寄上�！贝怂巹┎幻�，而寄出的藥方也未見，當與尹洙得病而贈藥有關。
仲淹通醫理、知藥方，除本人用于養生與治疾外，亦用之于親朋好友，但具體資料甚少，且記述不夠完備，所得未多。仲淹并非醫者，未必多能治疾療病，如其子純佑得病，也須“不住請醫人調理，心悶可知”。故朝廷欲差往之荊南府，仲淹上表求依舊知鄧州，說：“而又子有疾恙，日常憂虞，復困道途，仍遠醫藥”，可知求醫治病是為主要的做法，個人的醫學知識仍是有所局限，未敢輕易自己看診治病。
仲淹幼孤貧，讀書長白山時生活清苦，以劃粥斷齏度日，人南都學社，“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仲淹)自刻益苦”，尚猶“往往餿粥不充，日昃始食”。青少年時清貧刻苦的生活習慣，養成其后儉約樸素的日常生活。三十八歲時仲淹母喪，家境仍清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然仲淹“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觀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家庭生活清簡至仲淹顯貴時，生活仍如貧賤時，以至于“家人不識富貴之樂”。生活簡約卻能安貧樂道，前文曾舉出仲淹在家書中勸三哥要“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又說：“平生之稱，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并言及個人經驗是：“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凡見利處便須思患”。忍窮是由平生生活養成，持守大節而不沾小名，是清心節行之志。再由仲淹的名篇《岳陽樓記》見其“先憂后樂”之志節，此毋須贅言可知�！皹返腊走m”應是仲淹一生的生活秉持，所謂“須是以道自樂，榮利無窮，千古困人”，此即說于生也有涯而求無涯榮利，若不能以道自樂，實是千古困人之心患。于交游友朋間常以此相勉，困頓苦厄時，“惟君子為能樂道，正在此日矣!”“安仁樂道”為譽高明，“砥礪名節”為副知己。因能持節立志，故于生活中不難白樂、自得，如其出守睦州時，山水風光與琴詩之會，“其為郡之樂，有如此者”。其他詩琴茶酒之會，山川自然之美，僧道逸士之友，書畫金石之賞等等，是仲淹除公務外最主要的生活情趣與興致，實在也是中國士大夫傳統之生活的一面。生活有雅興情趣，當能自樂自得，仲淹說：
而水石琴書，日有雅味，時得佳客，相與詠歌。古人謂道可自樂者，今始信然。
道可自樂者在此。日常領會自得白樂，在居處之間是：
端居蕭索，惟道可依，日扣圣門，所得多矣!某此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退即自樂，非升沉之可搖也。
因能持節守志，生活中心有主宰，當“非升沉可搖”，及遭貶落職時，“當時滿朝見怒，惟責己樂道，未始動懷”。仲淹的白樂不止在日常生活情趣的自得中，也在于仕宦生活的名節守道之中。
生命在仲淹看來“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疏?誰能主宰?”自然肉體的生命歸諸于天命所成，甚至生命中之窮達禍福，道之行否臧顯，往往亦有難知之天命，“欲一問于蒼天，天杳杳而誰窮?”“叔寶多病兮，一朝已而；顏子不壽兮，厥靈何之?神茫茫兮安問?天杳杳兮曷司?”因禍福不測，天壽難之，仲淹不免說出“死生惟命，幸無傷軫”之句。而對于好友尹洙病危臨終之際，表現略無憂戚，嘆說：“莊老釋氏齊死生之說，師魯盡得之，奇異奇異!”是對生死的明透達觀始能至于此，除服膺齊生死之說外，又何以對待人事、天命之復雜變化?仲淹說：
然人事多端，天假手于人爾。奉憂之心，公必悉之，其如參差，無以為力，奈何奈何?窮達榮辱，人事分別，至終豈復異哉?惟信道養性，浩然大同，斯為得矣!
執守其道而養生，心存浩然之氣而能函容萬物等齊自得。故而又說：“養生俟死，此其志也�！边@是仲淹罷政后，體病恙疾屢作，不欲任繁劇之職差，因而“即有丘園之請，以全苦節”。
仲淹“樂道自適”的另一說法不妨是“信道養性”，其“道”也應是“先憂后樂”之抱負與胸懷，如仲淹曾作《四民詩》，對社會中士、農、工、商各階層都有其關懷，尤以身為士人是“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由此根本出發來復興大道，評議士人之弊是“學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職。節義為空言，功名思茍得”。由此即可知仲淹之“道”乃落實于儒家仁義忠孝之道，也即是士大夫之本分；若守本分、知天命，應即可“樂道自適”矣!
仲淹有一闋詞《剔銀鐙》，讀來頗有意思，多少可反映對人生某些觀點與情懷。詞句如下：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
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
人事都無百歲，少癡呆，老成旭悴。
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系。
一品與千金，問白發如何回避。
四、結語
在前言中已說及范仲淹的功業與貢獻有多方面表現，因之對其了解也應由多方面著手；本文所論不過為一小部分。仲淹歷任邊防要職，對當時西北國防、戰守之策有重要的貢獻及歷史地位，亦曾主政中央，施行變法改革，雖變法未成，但展現宋代士大夫從政之積極精神與理想抱負的實踐。以這兩方面而言，都是任務繁重、事情急劇的工作，極耗精神及體力，這也都影響到仲淹的身體之疾。但若從其自幼孤貧出身，又在求學時生活清苦之極來看，恐以至于營養不良，早即造成對身體健康的影響。在人仕為官之后，家庭生活簡樸之至，有如清貧，似乎太過于刻苦；然其卻不吝于周濟，樂善好施，正可見其人格與胸懷的特色。
仲淹約在近五十歲時即有體病的紀錄，往后至去世十余年間經常抱病，主要的體病是風眩、肺疾，間有鼻衄、腹疾、淋、痔等，因有宿疾發作，也有因行氣、用藥欠妥而引起。仲淹有醫學知識，對醫理、藥物略有所知，亦知養生之理，尤其長年以行氣養生。這些醫學養生的知識對于仲淹的體病能起何種作用?由于具體且完整的數據未見，如同其體病一樣，尚不能有稍多的分析，而筆者的醫學所知也無能多作論析，故僅能就史料所載稍加說明而已。但筆者以為仲淹自幼體質本差，日常生活又較清苦，加之重責劇事，都對身體健康有所影響，若非仲淹能樂道自適，胸懷高遠，又略通醫學，知行氣養生，其得壽恐怕還要少些。
（作者：王明蓀，臺灣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