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析元祐年間“調�！闭f的起因與影響
一
北宋時期黨爭劇烈，陷于黨爭的“君子”、“小人”互以“朋黨”之名攻訐對手，危害日深，如南宋人羅大經所云：“自慶歷以前，無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禍。自慶歷以后，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于一節�！惫蕦τ谂簏h現象及其政治危害，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論析。于宋哲宗元祐年間兩拜宰相的范純仁對此亦有深刻的認識，并在其執政期間多次倡言以朋黨之名相互攻訐之害，主張“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元祐年間的新、舊黨之間和舊黨內部愈演愈烈的黨派之爭。
范純仁(1027—1101)字堯夫，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名臣范仲淹(字希文)次子�；实v元年(1049)進士及第。治平間為侍御史，因論“濮議”而出通判安州。宋神宗熙寧初召還，任同知諫院，又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出知河中府。宋哲宗即位，召除給事中，元祐元年(1086)任吏部尚書，尋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四年，范純仁因言官攻訐其“黨”蔡確而罷相，出知潁昌府，徙知太原、河南二府。八年，復召拜右仆射。哲宗親政，再罷相出知潁昌府等，后被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110工)卒，謚忠宣。其事跡見曾肇《范忠宣墓志銘》及《宋史．范純仁傳》等。
范純仁有關“朋黨”的論說，主要見諸其于元祐前期任職樞密院和初拜宰相時所上奏章之中。然與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宋代多數士大夫所主張的“君子有朋”、“小人無黨”之說不同，范純仁認為“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而已，并鑒于“前世朋黨之禍”，極力反對以所謂朋黨之罪貶責朝臣。范純仁此論，因其宰相身份而影響政壇甚大。對于歐陽修等朋黨論及其與北宋政治、社會等關系、影響，今人論述頗多，然少有述及范純仁之朋黨觀及其與元祐政治關系者，故本文即據有關史料論析之，兼及元祐年間“調�！闭f的起因與其影響。
二
宋代士大夫議論朋黨者，以歐陽修所撰之《朋黨論》最為著名。范純仁的朋黨觀，亦與歐陽修《朋黨論》關系頗深。范純仁于元祐初撰有《繳奏歐陽修(朋黨論)》一文，略云：
近日頗有匪人架造謗言，毀黷良善，始以疑似之事，玷污一二忠臣，漸興朋黨之名，將以盡逐善類。若陛下辨之不早，必致邪正難分，眩陛下知人之明，失陛下求治之意，浸成邀卦、否卦之象，則是小人道長，亦恐圣功難成�！加致効鬃釉唬骸氨姁褐夭煅�，眾好之必察焉�！庇衷唬骸班l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贝蟮稚迫松俣簧迫硕�，則是君子不免為小人所惡，故雖眾而必察。若專取善人之好惡，則不善人架造之言易為辨明。若不追監前言，無由防其微漸。臣竊見本朝歐陽修作《五代史》，于《六臣傳》后論及朋黨之事，輒敢備錄上進，伏望萬幾之暇略賜觀覽，庶幾仰裨四聰之萬一也。
元祐初，宣仁太后當政，起用舊黨，貶斥新黨出朝。此時范純仁針對有人“漸興朋黨之名”，用以“毀黷良善”、“盡逐善類”，故特意抄錄歐陽修《朋黨論》上進，并又點出歐陽修《新五代史．六臣傳論》，說明朝臣私結朋黨以及用“朋黨之名”攻訐“君子”之害，以期天子分辨“君子”、“小人”，而近“君子”、遠“小人”，化解漸趨激化的朝中黨派紛爭，以“裁成天地之化”而致天下太平。
是文亦收錄于《宋朝諸臣奏議》卷七六，題《上哲宗進歐陽修{朋黨論>》，皆注云撰于元祐元年范純仁初任同知樞密院時。然《續資治通鑒長編》載錄是文于元祐二年五月，注曰“純仁所言不得其日”；又曰“純仁奏更詳之，或移人王覿貶時”。并于元祐三年五月王覿貶官時，云范純仁上奏營救，“因錄進歐陽修《朋黨論》”，并注曰“此據曾肇《(范純仁)墓志》”�！稏|都事略。范純仁傳》亦云，范純仁“元祐三年拜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諫官王覿坐論朋黨貶，純仁復為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當亦據曾肇《墓志》。此說恐不然。因是文中僅言及“近日”有“匪人”“漸興朋黨之名，將以盡逐善類”，若“辨之不早”將危害不細，與元祐三年黨爭劇烈，范純仁向當政太后直言“朝廷本無朋黨”的觀點大有不同。又南宋汪應辰曾云：“舊見范忠宣、王正仲、曾子開皆云元祐間有朋黨之論，忠宣辨尤力，錄歐陽公《朋黨論》以進。忠宣《奏議》、《言行錄》皆可考，然競不知何人為黨論，其論指何事也。后得一書目《元祐密疏》者，有劉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呂惠卿、蔡確之黨，各具姓名于其下，方知忠宣所爭者此也�！笨勺C曾肇所撰《墓志>>故意將范純仁錄進《朋黨論》之時定在元祐三年，實有難言之隱，即為掩飾劉安世等“分王安石、呂惠卿、蔡確之黨一事。
范純仁所進的歐陽修《朋黨論》撰于慶歷四年(1044)，是為支持范仲淹“慶歷新政”而作。其《朋黨論》的主要觀點是“君子有朋”而“小人無黨”。歐陽修認為“君子以同道為朋”，而“小人以同利為朋”。其“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而“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知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因此，“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從古代朋黨史發展來看，北宋慶歷時期是一個重要階段，而朋黨觀至此亦發生了重要變化。在此以前，《尚書．洪范》“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以及《論語．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群而不黨”等祖訓，對士大夫影響極其深刻，故東漢、晚唐時期，雖黨爭蜂起，但卻對“朋黨”二字諱莫如深。如唐代“牛李黨爭”之主要參與者李德裕曾撰《朋黨論》，以為“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群臣和于朝，百姓和于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而指責“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幸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又唐宰相李絳在回答唐憲宗“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之問時說：“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辈⒙曆浴胺蚓庸膛c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后謂之非黨邪!”但人宋以后，士大夫卻認為自古即有朋黨。北宋初王禹偶撰《朋黨論》指出：“朋黨之來遠矣，自堯、舜時有之”，既有“小人之黨”，同時又有“君子之黨”。發展至歐陽修撰《朋黨論》時，不少士大夫接受了“君子有朋”之說。如范仲淹在回答宋仁宗“白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之問時，即明確宣稱：“茍朋而為善，于國家何害也�！奔础熬印苯Y“朋而為善”，有利國家，而“小人”才結黨為惡，危害朝廷。因歐陽修《朋黨論》通過義與利兩方面的分析，從而“充分肯定了君子結黨在義理上的必然性與在治天下中的必要性”，所以為不少兩宋士大夫尤其是理學家所接受。
歐陽修作《朋黨論》，既是當時黨爭漸趨加劇的產物，同時因其提出要盡逐“小人”，故也進一步激化了朝中矛盾。據南宋周必大載：“仁宗時，呂夷簡為宰相，范仲淹為侍從。仲淹危言正論，多議朝廷得失，夷簡怒而逐之。士大夫往往直仲淹而罪夷簡，夷簡則指以為黨，或坐竄逐，而朋黨之論遂成。賴仁宗圣學高明，力排群議，擢仲淹參貳政事，于是黨論不攻自破。當是時，歐陽修蓋嘗為夷簡指為黨仲淹者，故其為諫宮也，首著《朋黨論》�！贝送�，歐陽修還有一篇論說朋黨的重要文章，即范純仁提到過的《新五代史．唐六臣傳論》，略云：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试挥杖酥畤テ渚诱�，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天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入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
對是文中觀點，今有學者認為是“反朋黨論”的，指出“作為宋代‘君子有黨’論的倡導人，歐陽修曾是一位徹底的反朋黨論者”，而其“轉而宣揚‘君子有黨’論”的原因，是因其“被呂夷簡‘指為黨仲淹者’，故轉而宣揚君子結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案此說大不然，《新五代史》成書實在慶歷年之后。o又分析《唐六臣傳論》云云可知，歐陽修所痛恨的乃是“小人”利用“朋黨之論”蠱惑“人主”，以達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欲孤入主之勢而蔽其耳目”的目的，故并未與《朋黨論》中所倡導的“君子有黨”說相沖突。即《朋黨論》是從“君子有朋”及君子結黨對治天下之作用的角度加以論析，而《唐六臣傳論》乃著眼于分析“小人”借口“朋黨”說以攻去朝中“君子”的危害。對此，南宋周必大明白指出：歐陽修著《朋黨論諍“曰小人無朋，同利則暫相黨引，見利則反相賊害，惟君子修身則同道相益，事國則同心共濟。其后為《五代史．六臣贊》，又反復言之”。這是因為歐陽修《朋黨論》出，大大激怒了反對者�！度辶止h》載：“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于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時山東人石介方為國子監直講，撰《慶歷圣德詩》以美得人，中有“瞧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若仇。未幾，謗訾群興，范、富皆罷為郡。介詩頗為累焉”。由于“自昔人君最惡者朋黨，而人臣之得罪，亦無大于此”，即天子認為“人臣”而朋黨者為“不忠”、“不正”、“不公也”。因此，宋仁宗對于“君子有黨”論的看法是：“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倍袢铡俺衅街�，澆競相蒙，人務交游，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或陰招賄賂，陽托薦賢”。結果失去天子信任的范仲淹、富弼等人，被免官出朝。
慶歷新政的失敗，對歐陽修影響頗大。據載石介“為《慶歷圣德詩》，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孫復聞之曰：“為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笔細W陽修“猶未以為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與慶歷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歷更而后盡其變也”。因此，歐陽修于皇祐間撰《文正范公神道碑》時，特地寫出范仲淹起初雖與宰相呂夷簡沖突激烈，然“及呂公復相，公(范仲淹)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此時的歐陽修并未放棄“君子有黨”論，但因身經激烈黨爭的歷練，使其對“君子”與“小人”、朋黨與朝政等有了更深的考慮，故而利用為范仲淹撰寫神道碑的機會，特意寫出范仲淹、呂夷簡和解之事，以欲消弭黨禍。
《新五代史》原屬歐陽修私修之史，至熙寧五年(1072)歐陽修卒，宋神宗八月“詔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詔藏秘閣”。①由于“君子有黨”說曾遭宋仁宗的駁斥，故范純仁借《新五代史》已得宋神宗的肯定而藏人禁中秘閣，而《新五代史》之“《六臣傳》后論及朋黨之事，輒敢備錄”歐陽修《朋黨論》“上進”，以期圣上“觀覽”后能“仰裨四聰之萬一”，來識別“君子”、“小人”之不同，明白“小人”以朋黨誣陷“君子”的危害，從而達到天下大治的目標。
三
范純仁雖對歐陽修的《朋黨論》、《唐六臣傳論》都甚為重視，但因北宋中期以后黨爭日趨激烈，故使其朋黨觀前后變化甚大．如范純仁起初甚反感歐陽修記敘范仲淹與呂夷簡“歡然”和解之舉；其于英宗、神宗朝彈劾官員時，文字亦十分激烈，往往以“奸邪”相攻訐。然至元祐初雖奏進歐陽修《朋黨論》，言辭卻大為平緩。此后隨著政治環境漸趨惡劣，范純仁更是屢屢宣稱朝臣“無黨”、“朋黨難辨”，“何煩分辨黨人”，多方調停朝中黨派之爭。
（1）范純仁削去《范公神道碑》中有關范仲淹與呂夷簡“解仇”之記載
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卒，范純仁禮請乃翁摯友歐陽修為撰《神道碑》，但卻對歐陽修所記范仲淹已與呂夷簡“解仇”之文字絕不接受，于刻石時削去之，歐陽修對此大為不快。兩宋之際張邦基《墨莊漫錄》云：
公(歐陽修)初以范希文(仲淹)事得罪于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后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人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于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時，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惫鄧@曰：“我亦得罪于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于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
此事雖被范純仁削去，但歐陽修文集所載《范公神道碑》中仍保存這段文字。是否歐陽修所記，如范純仁所言并非事實?其實此事，宋人文獻中多有記載，如與范純仁同時的蘇軾即記載道：
范文正公篤于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為朋黨。早歲排呂許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越州還朝，出鎮西事，恐許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讎而去。其后以參知政事安撫陜西，許公既老居鄭，相遇于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惟有過悔之語，于是許公欣然相與語終日�！蕷W陽公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歐陽公。
蘇軾聲稱范仲淹“雖喜功名，而不為朋黨”并非史實，只是因其記載此事時的政治環境嚴酷，而不得不如此說。但蘇軾所云“后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之“后生”，實指范純仁。至南宋，朱熹即因“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而對門人述說其因由：范仲淹初遭宰相呂夷簡打壓，其后“呂公再人(相)，元昊方犯邊，乃以公(范仲淹)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髿W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歡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而范仲淹致呂夷簡之“奏記”，“今(范)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并評論道：“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于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后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卻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庇终f：“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底蘊而為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宣辨歐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文正�！�
由此可見，當時范純仁認為正、邪不并立，其父身為“君子”黨之首領，絕無與“小人”之魁“解讎”之事，縱有，亦須諱避之。
(2)范純仁于“濮議”中攻訐歐陽修為“奸邪”
范純仁“君子”、“小人”不并立的觀點，在治平年間“濮議”之爭中更有淋漓發揮。不但是傳統意義上的“小人”，就是《朋黨論》的著者、宣稱“君子有黨”論、并以“君子”自居的歐陽修(時參知政事)，慶歷新政的重要成員韓琦(時宰相)，也因“濮議”，與御史范純仁等意見對立，而被攻擊為“奸邪”、“首惡”以及欺君之“權臣”。如治平三年(1066)正月壬午，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合奏日：
豺狼當路，擊逐宜先，奸邪在朝，彈劾敢后。伏見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于過舉之譏。朝論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棄。哀、桓之失既難施于圣朝，褒、猶之奸固難逃于公論，當屬吏議，以安眾意。
是月癸酉，又奏曰：
修備位政府，……希意邀寵，倡為邪說，違禮亂法，不顧大義，將陷陛下于有過之地，而修方揚揚得志，自以為忠�！譅亢锨按ヌ嬷浪锌娵E，以飾奸言，拒塞正論，挾邪罔上，心實不忠。為臣如此，豈可以參國論哉!琦庇惡遂非，沮抑公議，(執政曾)公亮及(趙)槃依違其間，曾不辨正，亦非大臣輔弼之體。伏望圣慈奮然獨斷，將臣等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如此激烈的言辭，其目的即欲“能擊去奸惡，肅清朝綱”。而范純仁為打動天子，更上奏聲言“秦、漢以來，母后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為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往往出于逼脅，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權臣”．此所謂“權臣欲為非常之事”，實為“人臣”十惡不赦之大罪，故韓琦見到范純仁奏章后感慨道：“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結果因為“御史以為理難并立”，宋英宗決定留宰執而“出御史”，于是“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劾歐陽修首開邪議”的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三御史被黜。
上述呂、范等于正月壬午合上之奏文，亦見于《范忠宣集。奏議》卷上，題《奏論執政尊崇濮王邪議》，然其首作“臣伏見執政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云云，而無《長編》所引奏章之首語“豺狼當路，擊逐宜先，奸邪在朝，彈劾敢后”以及歐陽修之名，此當為曰后收入文集時所刪改。
呂、范諸人在“濮議”中，動輒以“奸邪”、“不忠”攻擊與自己政見不合者，成為宋代黨爭史上一大惡例，使政壇環境更趨惡劣。此后，黨爭雙方均自稱“君子”，而互以私結朋黨、危害君權的罪名相攻，無有止日。由此，宋天子對“君子有黨”說甚為反感。如宋神宗即位初，滕元發“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汩之也�！褡谠唬骸渲�、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圣亦殆�！褡谝詾槊�，太息久之”。因為此，亦因歷事既多，范純仁對動輒以“朋黨”攻訐異見者的危害有所認識，其朋黨觀發生了很大的轉變。
(3)元祐前期范純仁宣稱“朝廷本無朋黨”以和緩黨爭
宣仁太后垂簾聽政之初，倚靠司馬光、呂公著等舊黨以逐去新黨，故朝中斗爭主要發生于新、舊黨之間。為此，元祐元年初拜同知樞密院事的范純仁即上《繳奏歐陽修(朋黨論)》，欲使當政太后識別“君子”、“小人”，庇護“君子”，以免抱成團的“君子”被“小人”攻擊是朋黨，引起“人主”惡感而被逐。但隨著朝中黨爭愈演愈烈，不但新、舊黨之間生死相搏，即是同屬舊黨的洛、蜀、朔諸派間亦大起干戈，水火不容：“故方其始也，非惟排斥小人之黨，而君子亦自分黨，內自相攻，如洛黨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以蘇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眾”。如元祐三年五月初，授歐陽菜(歐陽修子)為著作郎、實錄院檢討官，被稱作“殿上虎”、自認“志在徇公，深嫉朋比”的右正言劉安世即上章“論奏歐陽菜朋黨奸邪，不當塵玷太史”。待朝廷改授歐陽柒為集賢校理后，劉安世仍不依不饒，宣稱歐陽榮“特以陰邪附會，取悅權貴”，并且“自來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孫樸交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薦紳之間號為‘五鬼”，一定要宣仁太后罷去歐陽菜新職，以“破執政之私謀”。有鑒于此，范純仁為避免日趨激化的黨爭危及王朝統治，不僅盡力調和舊黨間的矛盾，對遭到攻擊的新黨成員也屢施援手。
史稱當時“言者攻呂惠卿、章惇、鄧綰，(范)純仁為救解，因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甚，實系國體�！屎蠹渭{，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蘇軾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言黜�！薄�
又元祐三年四月，試御史中丞胡宗愈擢拜尚書右丞，諫議大夫王王覿即上疏彈劾：“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而深結同于己者。操心頗僻，豈可以執政?”卻反遭落職“與外任差遣”的處分，為此呂公著、范純仁、劉摯等宰執皆勸說太后收回成命，但太后不依，并聲言“朋黨甚多，宜早施行，恐于卿等不便”，故范純仁特退而上疏曰：
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者，皆指以為朋黨。
范純仁又以慶歷黨禍為例，奏云：“昔先臣與韓琦、富弼，蒙仁皇同時用為執政，三人各舉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進者，遂構造謗語，指為朋黨，先臣與韓琦、富弼皆得補外，所用之人類遭貶逐。當時造謗之人皆欣快相賀，曰：‘且得一網打盡�！耸挛催h，眾人猶知，亦可以為朝廷深戒�！辈⒏嬲]太后“及論朋黨事，系善惡消長”。
范純仁雖屢在宣仁太后面前宣稱“朝廷本無朋黨”，反對朝臣動輒以“朋黨”、“奸邪”之名攻訐對手，然其在章奏中仍以“君子”、“小人”作為評判人賢否的標準，對“奸邪”的“小人”大加譴責，可見范純仁并未完全放棄歐陽修《朋黨論》中觀點，故其所謂“朝廷本無朋黨”之說，實為從權之策，以期能“調�！�、勸解朝廷上下日趨激化的黨爭。但在營救蔡確一事上，可見范純仁對朋黨的看法有所變化。
(4)范純仁營救“奸黨”蔡確，并以為朋黨起于“趨向異同”，故朝廷“何煩分辨黨人”
元祐四年，知漢陽軍吳處厚指新黨蔡確游安州(今湖北安陸)車蓋亭時所賦詩中，用唐代大臣郝處俊諫唐高宗傳位于武后之事，乃實影射垂簾聽政的宣仁太后，誣為謗訕。于是在宣仁太后授意下，大臣梁燾、言官劉安世等竭力贊之，使蔡確終被流放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后卒于貶所。是即“車蓋亭詩案”。對此文字獄，范純仁始終持反對意見，屢于宣仁太后處勸解、營救，然未果。據《東都事略．范純仁傳》載，此事經過大體如下：
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所為詩上之，為謗訕，臺諫趨和，欲致之重辟，純仁獨于簾前開陳：“方今圣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弊笙鄥稳朔雷啵骸安檀_黨人甚盛，不可不問�！奔內拭孀�，以為“朋黨難辨，卻恐誤及善人，此事正宜詳審”。繼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囚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后來柄臣固合永為商鑒。今責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瘎t是舉用正直，可以化枉邪為善人j不仁者自當屏跡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眻淌伦h蔡確責命也，太師文彥博欲置之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贝蠓啦桓已�，唯左丞王存與純仁相協。純仁與存上前論之益堅，既又上疏極論�！_卒貶新州，純仁亦力求罷，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
分析上文，頗可注意者有三：首先，范純仁認為“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黨同伐異，“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從而危害國家。此是范純仁身歷黨爭之酷、之害而得之經驗、教訓，即所謂“君子”以朋黨之罪名驅逐“小人’’出朝，但‘‘小人”一旦得勢’同樣會以朋黨之罪名報復“君子”。為此范純仁特舉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而“引呂惠卿為大儒，黜司馬光為異黨”之例以為證明。范純仁此說與歐陽修《朋黨論》“君子有黨”而“小人無朋”的觀點大有差別。從此后蔡京立“元祐黨籍碑”、韓倔胄興“慶元黨禁”等，可見宋代黨爭中因黨同伐異而產生的“真偽莫知，賢愚倒置”之惡果。
其次因“車蓋亭詩案”實由宣仁太后所主持，范純仁雖認為“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乃開一惡例，不可“與將來為法”，然亦無法改變太后之意。不過針對左相呂大防“蔡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的說法，范純仁明確反對道：“今責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毕Ｍ⑼菩小叭驶�，即“舉用正直，可以化枉邪為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跡矣”，而“何煩分辨黨人”來擴大打擊面，進一步激化矛盾。當時蘇軾亦有類似觀點：“愚以謂治道去太甚耳。茍黜其首惡，而貸其余，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范純仁的意見，在一定程度上為宣仁太后所接受，而主張蔡確之黨“不可不問’’的呂大防，亦因范純仁的勸阻而作罷。對此南宋有人感嘆“宣仁性極剛烈，蔡新州之事行遣極重”，而“當時若不得范忠宣救，殺了他，他日諸公禍又重”。
其三，范純仁認為“朋黨難辨，卻恐誤及善人”，故朝廷為政“宜務寬厚”，以消弭黨禍。為此，范純仁特舉宋仁宗消弭慶歷黨爭之事，望太后取法：
恭惟仁宗皇帝政教施設，實帝王之師，從諫詳刑，任賢容眾，正與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歷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竦奸邪，因嫉其黨，遂大起誣謗，言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修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新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為之寒心。上賴仁宗容覆，使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今以為美談，陛下聞之必熟，則是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為咸法。
范純仁所言宋仁宗“容覆，使兩黨之隙帖然自消”之舉，與史實并不甚相符，但范純仁如此篡改史事’從而與其早年堅持的“我父至死未嘗解仇”說法相違，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而對于歐陽修在《范公神道碑》中寫入范仲淹晚年與呂夷簡“歡然相得’’之語的苦心，范純仁此時當有深切體會。故范純仁此后屢有“調�！秉h爭之言論，至其所上《遺表》，還要求宋徽宗能“深絕朋黨之論，審察邪正之歸”。
范純仁自早年嚴格區別“君子”、“小人”之黨，至元祐年間宣稱“朝廷本無朋黨”，直至以為朋黨起于“趨向異同”，指出朝廷不需“分辨黨人”，而希望宣仁太后取法宋仁宗“容覆’’之心，“使兩黨之隙帖然自消”，從而消弭曰趨激化的朋黨之爭，進而要求人主“深絕朋黨之論”，可見隨著北宋中期以后朋黨之爭日益嚴酷、危害日甚，范純仁的朋黨觀有著很明顯的變化。
四
元祐五年中，宰執呂大防、劉摯“欲引元豐黨人以平舊怒，謂之調�！�。但遭到御史中丞蘇轍等強烈抨擊，認為君子、小人猶如冰炭薰蕕，若起用熙豐“小人”，“必將戕賊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不足言，所惜者宗廟朝廷也”。其他官員亦有認為“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者，故“自是兼用小人之說稍息”，“調�！闭咚熳髁T�！罢{�！敝e乃呂大防、劉摯所提出，然《元城語錄》卻云當時“荊公之徒多為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利，脅之以禍，無所不至，大臣多首鼠兩端，為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差除之際，公(劉安世)與梁燾、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其說不然，此時已罷相出朝。但呂、劉施行“調�！敝e，確與上一年范純仁為消弭黨禍而營救蔡確，并提出朝廷“何煩分辨黨人”的說法有很大關系。
元祐四年“車蓋亭詩案”雖以蔡確被貶新州而告終，但其對元祐后期政局的影響卻頗為深廣。因有鑒于唐代武則天之事，宋代士大夫對后戚干政甚為警惕，故起初吳處厚疏解蔡確車蓋亭詩，亦并未引起宣仁太后的憤怒，朝臣甚至有主張處罰吳處厚以戒“告訐”之風者。據王鞏《隨手雜錄》云：當宣仁太后初得“進呈”之吳處厚文字，“特不怒，但云‘執政自商量”’，待此后知有人“極論蔡確有策立功，社稷臣也”時，“始怒焉”，而“遂促蔡相謫命”。即蔡確被貶的根本原因在于所謂的“策立功”，而太后擔憂其曰后“妄扇事端，規為異時�；蟮亍��！庇捎谒握茏诓粷M垂簾聽政的宣仁太后盡改宋神宗“熙豐新法”，宣仁太后為此遲遲不還政于天子，并為絕后患，而貶置蔡確于死地。元祐六年，宣仁太后曾明確宣諭曰：“蔡確不為渠吟詩謗讜，只為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確便當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掛意�！碑敽髞慝@知蔡確已死于貶所，宣仁太后又對執政大臣說：“蔡確已死。此人奸邪，朋黨為害，得它死，是國家福�！笨勺C。然“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進一步加劇了新、舊兩黨間的仇怨。而宋哲宗對熙豐新法的態度，使熙豐新黨重新執政已成為必然之事。范純仁在蔡確被貶新州后擔憂“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實自有其由。故當時主張蔡確之黨“不可不問”的呂大防、劉摯等，至此為消弭或減輕來日黨禍，而提出了“調�！敝h，但因遭到堅持“君子”、“小人”之辨的蘇轍等人竭力反對而“稍息”。
蘇轍因攻訐“調�！敝f而被擢任參政，而使同稱為“君子”之舊黨間的沖突更趨激烈。史載蘇轍上疏論“調�！敝�，宣仁太后“覽奏謂宰執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悄甓�，除尚書右丞”。對于蘇轍所為，朱熹曾評價云：蘇轍“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于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亦正因為此，宣仁太后便白外召范純仁入朝拜相，侍御史楊畏連疏上言攻訐，“不聽�；蛟晃放c蘇轍俱蜀人，前擊劉摯，后擊蘇頌，皆引為轍道地．太皇太后覺轍意，故白外召用純仁”。元祐八年七月，宣仁太后又召范純仁曰：“公父仲淹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名望眾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贝藭r宣仁太后病重，而“上(哲宗)春秋既長，(呂)大防但專意輔導，未嘗建議親政”，使宋哲宗甚不滿，故宣仁太后召呂大防等曰：“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卑嗽�，宣仁太后病卒。于是呂、范二相又用“調�！敝f，以適應當時政治形勢之變化。對此“調�！弊龇�，因此后有紹圣“小人”借此而得入朝結黨為奸、逐去“正人”，而終于釀成靖康之禍的說法，故世人評價大有差異。早在范純仁死時，因正當宋徽宗懲治元祐黨人，故曾肇于所撰《范忠宣墓志銘》中已有所諱避，即截口不言“調�！笔�，僅載當時“公遇事不茍，同列患之�；蛑S公再相時，御史嘗有言，公即避位，不聽，固請，上亦固留之。時上方親政，于大臣中注意獨厚”云云。而王稱《東都事略。范純仁傳》隱約將引進“奸人”之罪歸于呂大防：范純仁再相，“于事無所回，同列或病之。會左相呂大防以楊畏為諫議大夫，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由是乞罷政，不許”。且于《傳贊》中稱譽曰：
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更改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圣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已甚”者，臣于純仁見之矣。
其評價甚高，但對“調�！笔峦瑯又M避之�！斗吨倚肪硎烁戒洝秶�。忠宣公本傳》所云大體同于《東都事略》，但明確指出“宰相呂大防引楊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
與此相反，一向強調“君子”、“小人”之辨的宋代理學家們大加抨擊“調�！敝�，且多怪罪于范純仁。如記劉安世之事的《元城語錄解．行錄附》即云：“宣仁后晏駕，呂丞相使陵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即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溫伯為尚書右丞。時大臣卒用調停之說，遂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之黨，屢見攻于元祐，乃以先朝事激怒上意”。又云：“其后范丞相門人狀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于熙豐時，后必不至紛更；盡申于元祐中，必無紹圣大臣復讎之禍�！蛞源藛柟�，公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倖門，延人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哉!”。南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亦認為：“元祐之所以為紹圣者，始于朋黨，而成于調停。夫以君子而攻君子，固必為小人所乘。以君子而與小人共事，終必為小人所攻�！敝祆涞呐u更為嚴厲，指出“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五分別，所以成后日之禍”，e即北宋滅亡于此肇禍。宋末黃震進而總結道：“宣仁圣烈太后相司馬公而天下再安，范純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輩紹述(王)安石，而國家遂有南遷之禍。
宋理學家就“調�！笔露嘀肛煼都內�，其原因大體有二：其一是呂大防與理學家關系密切，而范純仁相對較疏，故其對呂大防之責頗多掩飾。其二，與呂大防不同，范純仁于元祐間一直主張調和新、舊黨之間的沖突以消弭黨禍，而反對用朋黨之名攻訐異己者’此為理學家們所大不認可。對于范純仁在“車蓋亭詩案”中營救蔡確一事，亦因此被朱熹苛責為是“范公乃欲預為自全之計，是亦未免于自私”，即認為其所主張的“調�！敝f，實是范純仁包藏“自私”之心而“預為自全之計”。
其實，此“調�！龇�，實亦是宣仁太后的意思，宣仁太后再召范純仁為相，就是要范純仁主持此事，并“調�！熳优c太后間的矛盾，以使親政后的宋哲宗對元祐黨人的報復不至于太嚴酷。據稍晚之陳瑾所言，“明道中，仁祖欲率群臣為皇太后上壽，范仲淹諫曰：入主無北面之禮。明肅大怒，而仲淹得罪。元祐中，蔡確之貶，范純仁以為不可，宣仁大怒，而純仁得罪�！絼⑹仙跷Ｖ�，極力救護卻是仲淹。以宣仁晚年翻然遠慮，復思純仁。知忠言之有益于國家也”。而“于宣仁有憾’’的宋哲宗親政后，不管是否有“調�！敝�，必然會召用熙豐黨人，呂大防、范純仁不過是適逢其會而已。而宋哲宗任用章惇等，竭力報復元祐黨人’從而使“調�！踔月淇�。但元祐“調�！敝唠m失敗，可其影響并未就此消失，此后每當朝廷黨爭激化到危及統治穩定時，必定有人提出“調�！敝f，如宋徽宗初年的建中靖國時期和南宋“慶元黨禁’’時期即是，但亦都因黨派矛盾無法緩解而告失敗。故范純仁等的“調�！敝f’實是元祐時期社會政治矛盾十分激化后的產物，是為消弭黨禍以穩定王朝統治的一項不甚得已的政治措施，故而不能僅以所謂“君子”、“小人”之辨簡單否定之。
（作者：顧宏義，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