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州治水說起
一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歲登進士第，仁宗皇祐四年(1052)卒，終年六十有四，謐文正，世以“范文正公”尊稱，遺有《范文正公文集》(下稱《范集》)若干卷。生平事跡見《宋史》卷三一四本傳及樓鑰(1137-1217)所編《范文正公年譜》。這位潛心儒術經學，德業并重，道藝交融，而又勵志篤行，高風亮節，文武兼修，以參知政事推動“慶歷變法”顯名，留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②箴言的學者兼政治家，是帝制時代罕見的完人，千年來都是士子學人欽仰向慕、觀摩學習的對象。1989一1990年間，臺灣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和臺灣大學，與蘇州市政協及蘇州大學都不約而同地舉辦“紀念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論文集和整理《范文正公文集》及研究資料，蘇州市并且成立范仲淹研究會，凸顯學者對前賢的敬仰和懷念，肯定其歷史地位，為今后的持續研究奠定優良的基石。
范仲淹一生的偉大功業，宋代以來官私記述傳頌不輟，而現代著述亦汗牛充棟，專門傳記及論著已有多種。近人研究多數垂意仲淹在政治與軍事上的成就一一政制的改革，地方吏治的整飭，對西夏和戰的貢獻一一和他在居官時所表現的高風亮節，以身作則的偉大人格等等。從仲淹政治生涯的整體來看，雖然他在朝廷的讜論直言、真知灼見都非常重要，但是他的施政綱領，特別是草擬的改革條陳，與他長年擔任地方牧守，體會官僚制度的利弊和民眾愛惡所得的經驗，實在有很密切的關系。按范仲淹自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進士第后進入仕途，到仁宗皇祐四年(1052)病卒徐州，三十馀年間歷任大小不同官職，不過大半系充當州郡牧守或巡撫地方的京官，占去仕宦生涯三分有二，累積無數實際經驗，使他不但能施展長才，發揮理想，而且洞悉行政關鍵，明白制度的運作，增進他的管理知識和實際行政能力。因此，他能成為卓越的政治改革家，多得益于長期從地方吏治汲取寶貴經驗。這在他于慶歷三年(1043)向仁宗(1023一lO63在位)上呈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尋求整頓政績簾政積弊可見一斑。故此，要深入研究這位歷史偉人的抱負、政績，甚至其學術教育的貢獻，應該注意他履職地方時的言論與施政，以及這些經驗如何增進他對當世政治及其運作的認識�！�
范仲淹仕途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是在景祐元年(1034)時年四十六歲，出任故鄉蘇州的知府。他這項任命在當世的銓敘制度上是破格的，因為根據原則，授官要回避本籍，而他自己亦有意避嫌。不過，仲淹的情形很特殊。他二歲喪父，母謝氏以家貧改適淄州長白(今山東淄博縣)朱文翰，因從其姓，取名“說”，既長，知其身世，因辭母去應天府，忍受窮困，發奮苦學，終于在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O15)、年二十七歲時以朱說之名登進士第。同年，釋褐為廣德軍(今安徽廣德縣)司理參軍，始迎侍母還姑蘇，這是他首次返回故鄉。這時他請求恢復范姓，可是族人懼其爭享產業，橫加質難未果，到明年即天禧元年(1017)，改任集慶軍(亳州，今安徽亳縣)節度使推官時始獲準前請。從此復姓范，用今名。此后仲淹歷官各地未有重返吳中，到景祐改元，其時蘇州被水患，宰執重視人才，于是例外錄用為蘇州知州。由于早年流落他處，仲淹對故鄉懷有深摯的感情，所以履官蘇州對他有無限的意義。
此后兩年間，除卻一度因故暫時離任，范仲淹在這個江南大郡發揮他的學識、才智、經驗和能力，整治這個地區的水患，解除禍害，振興農桑，并且開辟郡城，促進交通，開辦府學，培養人才，提升學風，為時雖短，但是政績斐然，百姓有口皆碑，而晚年更回歸故里興辦義學，設置義莊，造福鄉梓至巨。筆者襄前曾撰文泛論范氏與蘇州地區之發展，今特點出其整治水利的成效以凸顯其吏治成績，及彰示其管治蘇州的經驗對他日后政績的影響與歷史地位的肯定。
二
范仲淹就任知州的蘇州是開拓極早，經濟發達，十分富庶繁榮的江南大郡。這個地區古代是吳國的疆土。吳王闔閭于公元前514年，以丞相伍子胥之請，在其地興建都城，周圍四十七里，開辟水陸各八門。秦時其地屬會稽郡，東漢始置吳郡，從會稽分出，有錢塘江以西之地，兩晉、南朝郡名相沿不改，至隋代始更稱蘇州。唐時蘇州領有吳、長洲、嘉興、昆山、常熟、海鹽、華亭七縣。宋初蘇州屬江南道，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改隸兩浙路，領吳、長洲、昆山、吳江、常熟五縣，范仲淹臨政時情況如此�；兆谡腿�(1113)升蘇州為平江府，到南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分昆山之地置嘉定縣，蘇州自始領六縣，迄于元代無改。自唐代起，蘇州郡治吳、長洲兩縣，宋元時代依然。唐時蘇州疆域東西四百三十九里，南北三百三十里，宋元時只有東西三百三十五里，南北三百里，較諸唐代縮減不少。
蘇州的地理環境與它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這個地區西接太湖，東臨大海，東北瀕揚子江，東、北、西三面地勢略高，中間低洼，湖蕩散布，塘浦縱橫，號稱澤國。外圍的高地，從東北面起，昆山、常熟兩縣頻連江海之地，由東南向西北延伸。常熟之南，東為長洲縣，西為吳縣。吳縣之西面，自北而南，山巒起伏，拱繞太湖，如虎丘山、姑蘇山、華山、天平山、黃山等。高地環繞的低洼地區，是湖泊淤積的平原，水源充沛，阡陌縱橫，最大的源泉來自太湖。太湖之水，古代經由三江人海，但到北宋時，只有松江(又稱吳淞)一江。松江源自太湖東南隅，東南流經吳江縣，至華亭縣青龍鎮人海。平原之上，湖泊星羅棋布，其大者如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等。湖外又有蕩、滾、淹等潴水之處，而其間有江、河、溪、塘、浦、涇、港等自然或人工水道相連，縱橫交錯，不可勝數。這些湖澤水道都與太湖貫通，有宣泄的功用，而東、北兩面雖然地勢較高，亦有塘浦貫穿岡身人海。蘇州這樣特殊的地形，一方面容易發生水災，但另一方面提供優良的稻作農業環境，造成富庶繁榮的基礎。
宋朝歷來都極注意地方吏治，牧守必選擇有才干與聲望的大員充任，蘇州這樣重要的府郡自然如是。但是蘇州知州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修飭吏治，開廣資源，而是整治水利，振興農業，因為這地區的經濟繁榮是以稻米生產為主干，天旱或潦雨都會有嚴重的影響。蘇州整治水利的重點，就地域而言可分三面：一是太湖沿岸，一是松江下游，一是常熟、昆山的塘浦。這些地方，一旦霖雨，就容易成災，所以宋代沿吳越治水舊制，在蘇州設置開江指揮，分駐于郡城、吳江、常熟、昆山等處，督率士兵及民夫從事各項水利工程，如疏導河流、開鑿水道、修筑塘浦等。范仲淹蒞臨蘇州，便立刻面臨嚴峻的治水問題。
范仲淹奉諭出知蘇州，系在景祐元年(1034)六月。樓鑰編《年譜》記：“夏六月壬申，徙蘇州。蘇為公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游手疏五河，導積水人�！嗽�，徙明州，轉運使上言公治水有緒，愿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知蘇州�！崩顮c(1115—1184)《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一一五將其事系于同年八月丁酉條，略言：“范仲淹知睦州。不半歲，徙蘇州。州比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游手興作……庚子，詔仲淹復知蘇州�！睋赌曜V》，范仲淹前此因諫廢郭皇后事被謫徙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他之破格被調返故鄉，系因蘇州被水患，宰相呂夷簡(979—1044)重視干才，又以其就近，故有此命�！�
仲淹在《移蘇州謝兩府》書啟曾言：“俟竄居于楚澤，尚假守于桐廬。風俗未殊，足將條教。江山為助，寧慕笑歌。鶴在陰而亦鳴，魚相忘而還樂。優游吏隱，謝絕人倫。豈謂蒙而克亨，幽而致顯。屢改劇藩之寄，莫非名都之行。宗族相榮，縉紳改觀，此蓋相公仁鈞大播，量澤兼包，示噩噩之公朝，存坦坦之言路�！雹诜吨傺蜕L于外地，早年坎坷，年近三十登進士第后，幾經波折，始能還籍歸宗，一旦有機會凱旋顯耀桑梓，一展抱負，當是極為欣愉之事。
宋代蘇州(平江府)形勢圖
不過，范仲淹就任不到兩月，對水患稍事整頓，即轉治明州(今江蘇鄞縣)，到九月始以轉運使言其治水有成績，宜留以畢其功，然后再還回蘇州。仲淹出知蘇州如此曲折，蓋因他認為其地是“祖禰之邦”，需要避嫌，故此到職未久便請求遷調。他在《與曹都官》(即曹修睦[979一lO46])一書信中有說明：“移守姑蘇，以祖禰之邦，別乞一郡，乃得四明，以計司言蘇有水災，俄名乃歸�！边@位邀他回任的是蔣堂(980一1054)，當時是江南東路轉運使。九月返蘇州后，范仲淹便專注州事，直到明年三月，詔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始離開。
三
范仲淹典治蘇州對地方最重要的貢獻，莫過于整治水患，特別是疏�！拔搴印睂Я魈�，泄去積水，營救災困凡十萬的民眾，并且整頓田畝，恢復耕稼，由是“蘇常湖秀，膏腴千里”，成為“國家倉庾”。事實上，按前揭《年譜》景祐元年條所記，仲淹蒞臨之前，蘇州已罹大水，他立即進行整治，但尚未完工便移知明州，不過，因為江南東路轉運使以其治水有成績，所以一月后又奉詔調返。因此，范仲淹對水利事務的稔熟，和處理水災的經驗，無疑是他能續任知州，和取得輝煌政績的主要關鍵。
中國是以農立國，農業生產離不了水利，故此宋代許多顯名的官僚、士大夫對水利事業都很重視，有些還在擔任地方官職時得以實踐，將經驗筆之于篇，作為后繼郡守的參考。北宋的江南地區，尤以蘇、常一帶，開國時已是農業生產的中心，民食賦稅所殷倚，因此歷代地方官對農業水利都有一些經驗。范仲淹本籍吳中，一向又極重視實學與時務，所以很早便留意農桑水利，汲取專門的知識。仲淹的文集收錄有關水利的理論性文字不多，但是他對這方面的造詣，于出知蘇州之前已占從此次嶄露頭角，這可見于他在天禧五年至天圣三年間(102l—1025)，在監守泰州西溪鎮鹽倉和移任興化令時，主持修復捍海堰一事。
泰州今屬江蘇，土地肥沃，歲收豐足，惟是地勢低洼，且東臨大海，每遇風濤，潮水可直抵城下，郡民常被其苦。是州瀕海之地，曩昔建有簡陋海堰，但日久廢壙不治，一旦海濤裂岸，民田便被淹沒，禍害至甚。因此范仲淹在天圣元年(1023，時三十五歲)，出任權集慶軍推官監西溪鎮鹽倉不久，見到臨海田土被海水浸淫，妨害稼穡，便言于發運副使張綸(962—1036)，請修復海堤以蘇民困。綸甚為稱許，遂奏除仲淹為興化令，使主持其役，但未完工以丁母憂去職，綸由是董承其事�！赌曜V》天圣四年載范仲淹致書與張綸言復海堰之利，此書《范集》失錄，但是《長編》卷一。四，天圣四年八月丁亥條有記其事云：
詔修泰州捍海堰。先是，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監西溪鹽稅范仲淹言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息，則積潦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災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手!”役既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洶且至，役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余人。眾嘩，言堰不可復。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今儀力主仲淹議，而仲淹尋以憂去，猶為書抵綸，言復堰之利。綸表三請，愿身自總役，乃命綸兼權知泰州，筑堰自小海寨東南至耿莊，凡一百八十里，而于運河置閘，納潮水以通漕。逾年堰成，流逋歸者二千百余戶，民為綸立生祠，令儀及綸各遷官。
根據上述，修復泰州海堰是出自范仲淹的建議，而他本人亦負責策劃和監督工程。工事開始末久，不幸遭遇大雨雪，驚濤洶涌，役夫數百人沒頂，官民嘩然，一時停頓，并招來朝廷中使按視，幾乎罷去，幸得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力保始恢復，不過未幾仲淹以丁憂去職。此后，發運副使張綸董承工程，于是逾年修筑海堤凡一百八十里，并于運河置閘納潮水以通漕運。
從這里看來，范仲淹似乎并無凸顯的貢獻，不過，后來有關修復海堤的記載，都提到他的功績。例如，元成宗大德五年(13O1)，安慶路儒學正朱景新上呈的《泰州書院禁約》，便記范氏“因見瀕海田土被海水侵咸，有妨耕種，乃相度此地，宜創捍海堰，以救護良田”；又說他“創筑捍海堰于西溪之東，計長一百四十六里零六丈六尺(近人考證謂應為二百余里)，其高一丈，其闊二丈，為則用磚包砌，截海水于外，護良田于內”。這可見范仲淹在離職之前，已建立工程的規模，為張綸的順利竣工奠下良好的基礎。因此，《年譜》天圣四年條言：
按《記聞》，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可稼穡。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建白于朝，請筑捍海提于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為興化令，掌斯役，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
這便是范仲淹對修筑海堤的實質貢獻�！赌曜V》結語所云：“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系出司馬光(1019一1086)《涑水記聞>>筆錄，亦可見溫公的推重。不過，仲淹是謙謙君子，在所撰的《泰州張侯祠堂頌》與《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銘》中，并無一字提及自己的創議，將興復泰州海堰的功勞全部歸諸張綸。
四
范仲淹所知的蘇州，由于三面地勢高聳，中間低洼，東臨大海，江河縱橫，湖泊密布，每逢霖潦便形成澤國，淹沒良田，傷害耕稼，造成很大的災禍。宋朝開國以后，這類災害頻仍，整治水利因此成為急務。例如，太湖沿岸的水患，在天圣元年(1023)，曾由兩浙曾轉運使徐奭等加以整治。他們自市涇以北，赤門以南，筑石堤九十里，“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復良田數千項”。慶歷年間，蘇州通判李禹卿，又“堤太湖八十里為渠，……其口蓄水溉田千馀頃”。此外，治水的重點集中在松江下游，和常熟、昆山縣的塘浦。松江下游曲折蜿蜒，水流遲緩，很易造成泥沙淤積，妨礙泄水。寶元年間(1038一1039)，兩浙轉運使葉清臣(l000一1049)曾開鑿盤龍匯，使其取直道而行；嘉祐年間(1056 1063)，轉運使李圭等，又在盤龍匯上游另辟水道，使江水直達于海。昆山、常熟塘浦的修治工程最為繁重，因為太湖之水非松江一江能夠宣泄，故此需要在蘇州北部這兩縣以人工修筑塘浦，導水分別東流人大海，北流人揚子江。塘浦的開鑿，由來已久，早在唐代元和年問(806—820)已開常熟塘；宋真宗天禧、仁宗天圣年間，蘇州發生水災，發運使張綸曾于昆山、常熟各開塘浦，以開導積水，不過并未解決問題，所以范仲淹到任后便面臨嚴重的挑戰。
景祐元年(1034)，蘇州所逢的水患，又是因為久雨霖潦，江河湖泊泛濫，積水不能退，由是良田委棄，農耕失收，黎民饑饉困苦。范仲淹上任之時，情況已經不佳，故此不辭辛勞，馳赴臨海災場整治。所以他在回復罷任參知政事晏殊(991—1055)的信說：“某伏自睦改蘇，首捧鈞翰，屬董役海上�！鼻敖摇堕L編》有言“州比大水，民田不能耕”，又說他“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游手興作”。這里并無道出治水實況，不過“募游手興作”一句值得考索，意思是在工程當中，采取以工代賑的辦法，寓救濟于建設，以求一舉解決社會與經濟兩問題。蘇州的水災，到九月間范仲淹從明州回任后，洶涌依然，為害甚劇，這可見于是時他所書的信牘。他在上揭的《與晏尚書》有言：“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痹谏蠀我暮喌男庞终f：“姑蘇之水，逾秋不退，計司議之于上，窮俗語之于下。某為民之長，豈敢曲沮焉�！币虼�，仲淹竭盡心智，日夜謹事，與眾協力，一方面緊急營救，一方面經畫浚河。
經過實地按察與詳細研究，范仲淹認為根據水性與地理環境，蘇州水患治本之法還是開浚昆山、常熟間的“五河”，將積水導流太湖，然后注入于海。這樣的治水計劃，天禧、天圣年間業已實施，是時發運使張綸便曾在其地各開塘浦，疏瀹積水人湖，不過規模過小，不夠徹底，沒有多大功效。范仲淹到任后，以為松江不能盡泄眾湖之水，而河渠雖多，然堙塞已久，不能分解其勢，所以應當疏導。因此，他親至各海浦，監督開浚河道，每河設閘以防潮沙塞堵，由是將諸邑積水分別宣泄，東南入松江，東北入揚子江與大海。這個艱巨的工程，元豐時
(1078—1085)朱長文(1039一1089)撰《吳郡圖經續記·治水》有記載：
自國朝天禧、天圣間，吳中水災，于是命發運使張綸，同郡守經度，于昆山、常熟，各開眾浦，以導積水。景秸中，范文正公來治此州，適當歉歲，深究利病，不茍興作。公以謂，松江不能盡泄震澤眾湖之水，雖北壓揚子江，東抵巨海，河渠至多，堙塞已久，不能分其勢，今當疏導諸邑之水，東南入于松江，東北入于揚子與海也。于是親至海浦，開浚五河(詢之舊老，云茜涇之類是也)。是時論者沮之�；蛉眨骸敖迅�，不納此流�！被蛉眨骸叭沼谐敝�，水安得下?”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被蛉眨骸伴_浚之役，重勞民力�！惫灾^，江海善下，故得為百谷王，豈能不下于此?謂江水已高，不納此流者，非也。彼日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乘其損而趨之，勢孰可御?謂日有潮至，水安得下者，非也。所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沙不能塞。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亦復何患?謂之因潮至，數年復塞者，非也。東南所殖唯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俾之遵達溝漬，脫百姓于饑餒，佚道使之，雖勞不怨。謂開浚之役，重勞民力者，非也。于是力破浮議，疏瀹積潦，民到于今受其賜。有盤龍匯者，介于華亭、昆山之間。步其徑，才十里，而洄穴迂緩，逾四十里，江流為之阻遏。盛夏大雨，則泛溢旁嚙，淪稼穡，壞室廬，殆無寧歲。范公嘗經度之，未遑興作。寶元元年，太史葉公(清臣)漕按本路，遂建議釃為新渠，道直流速，其患遂弭�！�
以上可見范仲淹在展開工程之前，曾遭遇若干橫議，認為開浚河道泄水，不但有傷民力，而且有潮至，招來積沙，數年后會復塞，徒勞無功。不過仲淹按事雄辯，力破浮言，終至于成。這次疏導的“五河”，究竟何指?工程費用又為何?上文并無提及。根據明人張國維(1595一1646)所編《吳中水利全書》卷十“水治’’條，五河應指茜涇、下張、七鴉、許浦、白茆大浦涇(同治重修《蘇州府志》卷九“水利”一所記略異)，而工程一共用錢米十八萬三千五百貫石云云。從上面的記載，除卻開浚五河，范仲淹還經度介于華亭、昆山兩縣間的盤龍匯，準備浚治，不過未有興作，諒因已奉調回京。
于范仲淹在蘇州任內治水的經過，他本人在景祐二年初，當水患告一段落之時，曾上書呂夷簡宰相作詳細報告即《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這是一篇研究范氏水利經畫及蘇州治水的重要文獻，后代水利書及地方志略多有收存，爰鈔錄于后：
某諮目再拜，上仆射相公：伏蒙回賜鈞翰，又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巖廊之上而意及畎畝，是伊尹恥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
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觀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逾秋不退，計司議之窮俗語之于下。某為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于群說，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愿垂鈞造，審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
姑蘇四郊略平，窳而為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本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弧，浚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湮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浸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為診焉。人必薦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揚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為物，蓄而停之，何為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為而不利?
或日：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于此邪?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畎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
或日：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
或日：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御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Z-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蟆涸之災；潦歲則啟之，疏積水之患。
或謂開畎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診之后，必有疾疫乘其贏，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饑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饑而死，曷為其勞哉?民勤而生，不亦愈于惰而死者乎!
《吳中水利全書》
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那钢畾q，日以五升，召民為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為費軍食哉!
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獼，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殖，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后為功也。昨開五河，泄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日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
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為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
某已具此聞于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為亦留意于此焉。干冒威重，卑情不任惶懼之至。
范仲淹這封信是回答呂夷簡前書，看來夷簡可能在他重返蘇州之后，致函詢問治水情況，而在此復書里，仲淹不但詳細條列，而且感謝支持，否則便功敗垂成。內容有三數要點：首先，范氏指出時論對他所建議開浚海浦河道以泄積水多有非議，以為勞民傷財，可能徒勞無功，然仲淹就姑蘇地形與水勢，一一駁斥以為可行，前揭之《吳郡圖經續記·治水》條已為摘要。其次，仲淹對整治水利所需力役費用與蘇州的經濟負荷作一縝密分析。他不以為征用役夫會大費軍食，因為蘇郡米糧豐足，每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而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在豐穰之歲，春役萬人只用米九千石，而在荒歉之歲，用米亦不過萬五千石，故此影響不大。反之，若吝惜費用，以致水患蔓延，良田歉收，百姓饑饉，損害更巨。最后，仲淹強調治水若有效果，必須得到朝廷的支持，否則無功且有毀，因此懇請在位者謹慎選擇江浙的郡守，務得精心盡責之吏員，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簡言之，這封信不但表現范仲淹對水利的知識和處事的魄力，而且還流露他的愛國憂民情懷，所以值得史家特別注意。
五
范仲淹知蘇州前后雖然短短七月，但為治水竭盡職守，獲得顯著的成績，為朝野上下所稱許贊揚。從仲淹致呂夷簡的信所言“昨開五河，泄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看來，在他離任之時，水滲雖然還未平息，但是稼穡大致回復正常。最重要的是，仲淹整治姑蘇水利的計劃都獲得后繼地方長官的肯定，而未完成的計劃亦得以陸續實現。例如寶元元年(1038)，兩浙轉運使葉清臣便疏導盤龍匯以通滬港人海。慶歷二年至三年間(1042—1043)，蘇州通判與各知縣，亦致力開浚湮塞的塘溝及增筑太湖長堤，以防洪水為患。他對治水的見解，很受時論的稱許。例如《吳郡圖經續記·治水》條便言：
夫治水者，當浚下，下流既通，則上游可道也。范文正公嘗與人書云：“天造澤國，眾流所聚，或淫雨，不能無災。而江海之涯，地勢頗高，溝瀆雖多，不決不下。如無所壅，良可減害，若其浚深，江潮乃來。愆亢之時，萬戶畎溉，此所以旱潦皆為利矣�！贝酥侵砸�。范公之跡固未遠，求其舊，纘其功，不亦善哉!
自此至南宋初年，歷任兩浙諸郡守整治水利都以范仲淹的策略為模式。下至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當浙省平章政事集議浚決松江，僚屬任仁發上書，便援引范仲淹所言，謂“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三者備矣，水旱豈可憂哉?”可見范公影響的久遠。
范仲淹在蘇州整治水患，振興農桑，不但對整個地區的經濟有重要的影響，對于他后來所建議全國性的政治改革，亦有很密切的關系。蘇州府縣面瀕東海，江河湖泊滿布，阡陌縱橫，農業生產茂盛，稻米尤為大宗，歲有豐收，但是由于地勢三面高聳，中間低洼，每遇霖潦，便成澤國，積水不去，釀成巨大災害，殃及民生經濟。仲淹到任之際適逢大水，憑著他對水利的知識與在泰州修筑海堤的經驗，隨即勘察地形，進行疏浚常熟、昆山間的五大浦涇，結果將積水分別導流人松江、揚子江以至大海，解決水診和蘇復當地的農業生產。范仲淹以“修圍、浚河、置閘”為主的治水經畫，顯然收到實效，不但獲得時輿的贊揚，而且后來兩浙的地方職守，從南宋一直至元、明兩代，都依照這個模式去整治水患。
范仲淹在蘇州獲得的豐富經驗，使他認識到江南地區水利農桑問題的嚴重，認為這是國家經濟命脈所在，須要特別注視。因此，他在慶歷三年(1043)上書仁宗言改革時便將此事提出，這見于《答手詔條陳十事》的第六項“厚農�！保�
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系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余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贂r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筑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至皇朝一統，……慢于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太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于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
臣請每歲之秋，降敕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類�！绱瞬唤^，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
末段的結語說：“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弊阋姺豆J為整治水利，促進農桑，使江南地區收成豐足，是百姓衣食所殷倚，國家富強之磐石。這些建議關乎民生休戚，府庫盈虛，所以得到朝廷的重視，不以范仲淹罷政而廢置，故此繼任的姑蘇牧守都以整頓水利農桑為要務。下至神宗時王安石(1021—1086)拜相，上呈“新法”為改革張本，其中為理財而制定的條目有“農田水利法”，內容有“開墾廢田、興修水利、建立堤防”等項，可以說是范仲淹“厚農�！苯ㄗh的延續。
盱衡古今，范仲淹典治蘇州有輝煌的政績，對于整個地區的發展以及他個人的事業，都有很重要和深遠的影響。蘇州從北宋后期即蓬勃發展成為江南的經濟與文化中心，到南宋更為興旺，以后歷元明清三代而不變。很明顯的，北宋中葉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除卻整治水患，促進農桑，振興經濟，安定民生，范仲淹致力開辟郡城，創辦府學，而晚年回里歸隱又設立義莊義學，對整個地區多元化的發展，都有劃時代的貢獻。而且，范氏在蘇州和其他州郡所獲得的吏治經驗，增長他對農桑水利的認識，故此，當他在慶歷初年向皇帝上書言改革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其中兩項便是“勸農�！迸c“精貢舉”，實際上是將蘇州經驗推廣到全國。范仲淹的建議，雖然因為罷政而未能實現，但這兩項目的內涵，后來又在王安石的“新政”擬案中提出；而他在蘇州推行的蜩濟和教育同宗的儒家理想，亦相繼開花結果，造福社稷，垂諸久遠．因此，蘇州地區的發展與范仲淹的事業息息相關，千載之后，這個課題值得我們深思。
（作者：陳學霖，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文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