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初年治學路徑由詞章訓詁解經之習向自抒胸臆釋經之風的轉變中，范仲淹起著引領風氣之先的作用。然而當人們深入考察宋代經學的演進時，有的學者指出：“以范仲淹為中心的一派的學者要以《易》與《中庸》為學問的根本，這一派乃是周敦頤及二程子的先導”；“與范仲淹一派相對立的為歐陽修以《春秋》為中心，與范仲淹一派之專重《易》與《中庸》者，大有差別”�！扒耙慌傻哪繕嗽谟谔角笕市牡谋驹础�，“講究所謂窮理盡性”；“后一派的目標在于明示義務的本質”，“講究所謂大義名分”。后來“南宋的朱熹把這二派加以綜合，他遂集了宋學的大成”。這樣劃分固然有益于加深對宋學的研究，卻不可避免地造成對范仲淹思想體系割裂的弊端。事實上，范仲淹對《春秋》學同樣有深刻見解和重要貢獻，是其復興儒學思想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深入研究這個問題，有助于認識范仲淹思想的全貌。

  一、復興儒學精神

在中國古代社會里，儒家文化自孔孟以來就形成“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傳道經世傳統，士大夫希望通過塑造完整的理想人格對政治生活和社會風貌發揮重要影響。但是，歷代儒家學者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由于不同社會提供的歷史環境有很大差異，因而在各個歷史時期發揮的作用也有很大區別。尤其是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統治，造成文治不興、禮樂崩潰、士風澆薄、斯文掃地的社會局面，儒學極度式微，士大夫缺乏道德廉恥和忠孝節義價值觀念，整個儒士群體的精神面貌萎靡不振。北宋建立以后，懲唐末五代積弊，確立“以儒立國”的治國方略，以保國家長治久安。士大夫階層茍且偷安、明哲保身的精神狀態，顯然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迫切需要改變現狀，樹立一種奮發向上、積極進取、超越個人利益得失和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精神風貌。這一時代精神的核心內涵，就是恢復和光大中國儒學的社會倫理價值觀念，實現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境界。在這一時代洪流中，范仲淹站在歷史變革的潮頭，肩負起歷史的使命和時代的重任，成為復興儒學精神的領袖。

范仲淹雖然出身宦門，但因家庭變故，幼年時歷經坎坷，體驗了社會底層的貧困和艱難。這種經歷使他少年時即崇“尚經天緯地之業”，成為士大夫中問最早具崇高道德理想之人，

“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在應天書院讀書時，范仲淹不以貧困為憂，而以刻苦學習為樂，樹立了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理想。他治學博通儒家經典，飽讀史書，增長了閱歷，磨礪了意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對他理想人格、道德標準、價值觀念的形成具有重大影響。范仲淹志向高遠，在政治方面的目標是致君于堯舜：“衣黃冕歷星辰，白馬彤車一百春。莫道茅茨無復見，古今時有致堯人�！边@是他一生為之奮斗的崇高理想，目的在于實現經世濟民、治國安邦的宏偉目標。作為士大夫中的一員，范仲淹對于“士”階層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深刻認識，明確揭示出士大夫應負的社會責任。他說：

前王詔多士，成以德為先。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關祿報爾功，號爵縻爾賢。黜陟金鑒下，昭昭媸與妍。此道日已疏，善惡何茫然。君子不斥怨，歸諸命與天。術者乘其隙，異端千萬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胸臆。聽幽不聽明，言命不言德。學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職。節義為空言，功名思茍得。天下無所勸，賞罰幾乎息……裨灶方激揚，孔子甘寂寞。六經無光輝，反如日月蝕。大道豈復興，此弊何時抑?末路競馳騁，澆風揚羽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范仲淹認為先秦時期的“士”注重道德修養，具備忠孝仁義，因而三代社會風俗醇厚，國泰民安。自秦漢以下，儒家之道日益疏遠，以致世人對善惡失去判斷標準，茫然無所適從。于是陰陽讖緯之術、黃老浮屠之學乘虛而入，導致社會風氣敗壞，士大夫喪盡節義廉恥。陰陽、佛老之學的盛行，使得儒學更加衰微，給儒家文化帶來極大危害。在這樣的社會局面下，他發出了懲惡救弊、復興儒道的呼聲，為宋代士大夫的行為和思想指明了方向和歸宿。此后，范仲淹對其復興儒學精神的理想采取行動，通過倡導改革和興辦學校兩方面來付諸實踐。鑒于這方面研究成果已有不少，這里不再重復贅述。

由于范仲淹的大力倡導和身體力行，到北宋中葉以后，宋代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經世責任意識不僅得到發揚光大，而且成為士大夫階層普遍行為準則。南宋陳傅良對此評論說：“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這種積極進取局面的出現，不但是范仲淹提倡名節和以身作則的結果，而且是宋代士大夫希望致君于堯舜而參政議政的反映。朱熹也認為：“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彼�回答弟子問“本朝道學之盛”時，更明確指出：“亦有其漸。自范文正公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來遂有周子、程神，厥有兩端：一日革新政令，二日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7頁)李存山《范仲淹與宋代儒學的復興》，《哲學研究})2003年第10期和《范仲淹與宋代新儒學》《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版)})2008年第1期兩文也有精辟論述，可以參考。

二、闡釋《春秋》經義

范仲淹一向以政治家和教育家著稱于世，沒有撰寫出專門的學術著作，因而在學術史上的成就不為世人所重視。其實，他對儒家經典頗有研究，“泛通六經，長于《易》”。盡管范仲淹關于六經旨義的闡發沒有成為專家，在經學史上也不占重要地位，但其經學研究形成自己的路徑。最顯著的特色，就是不拘泥于對經書的章句訓詁，而是通過各種形式的議論文章，揭示六經的大旨和要義，開啟了宋代學者治經的發展方向，意義更為深遠。關于范仲淹的《易》學研究，迄今為止國內學者多有論及，故此這里僅對其闡釋《春秋》大義的學術見解略作考察，以窺其經學研究的特色和成就。

首先，關于《春秋》一書的性質，范仲淹認為是警策后世的名教之書。他指出：“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后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日：‘疾沒世而名不稱�！�……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圣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這就是說孔子修《春秋》是通過褒善貶惡警示后世，對世人發揮懲惡勸善的功效。學者只有明確《春秋》一書的性質，才能正確領會經學的旨意，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范仲淹指出：“今褒博者流，成至于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才，不深《春秋》，吾未信也……吾輩方叩圣門，宜循師道，粹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睹奧，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他認為《春秋》是圣人“尊王黜霸之經”，因而研治《春秋》之學就能有裨世道。范仲淹指出：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编�! 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 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于諸侯與霸者之為，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唐季海內支裂，卿材國士不為時王之用者，民鮮得而稱焉�；食�以來，士君子工一詞，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為邦家光。吾縉紳先生宜樂斯時，寶斯時，則深于《春秋》者，無所譏焉。他認為由于王道不興，故有霸道之世，東周之微和唐季支裂就是霸道存在的社會基礎。在這樣的社會里，賢才為霸者所用，不能為王道政治服務，實出無可奈何。范仲淹以知人論世的態度，沒有一味指責春秋時期為霸者所用的士人不尊王室之罪，更主要的是感傷分裂割據造成的時代悲劇，慶幸北宋統一給士大夫提供了一個能夠在封建皇朝中施展抱負的政治舞臺。這樣理解和闡釋《春秋》大義，超越了前代經學家王霸義利之辨的局限，更加突出了經學的經世致用價值。

其次，對于《春秋》經傳的關系，范仲淹主張舍傳注而信經書。在《春秋》學發展史上，唐代啖助、趙匡和陸淳等人開始打破漢唐以來治經“疏不破注’’的傳統，給研究《春秋》學開辟了一條新途徑。然而唐代這股釋經新風被視作異端，遠遠沒有成為《春秋》學發展的主流。至北宋中葉，治《春秋》者直抒胸臆而不拘守傳注成為時代風尚，而范仲淹則是這一治學風氣的最早倡導者之一，對締造新學風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對于唐人開創的經學新天地不但承認，而且積極表彰推崇這一體系下的學術成果。范仲淹曾經上書朝廷說：

臣伏見故秘書丞、集賢校理朱窠，幼有俊材，服膺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升文館。力學方起，美志未伸，不幸夭喪，深可嗟悼。窠《春秋》之學，為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為《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窠苦心探賾，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等若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宣付崇文院。

正因為他能夠接受和繼承啖、趙一派研治《春秋》的學風，所以對前人解釋《春秋》的附會與錯誤具有明確認識，敢于針對傳統傳注提出懷疑與批評。曾經受學于范仲淹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孫復在往來書信中說：“復不佞，游于執事之墻藩者有年矣。執事病注說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復亦聞之矣�！边@一說法，可以從范仲淹自己的著作中得到證實。他認為《春秋》三傳都存在問題，不盡符合孔子之意。范仲淹指出：“圣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圣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問華袞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于前，公、谷蓋有失于后。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闭J為《左傳》、《公羊傳》和《轂梁傳》都沒有得到《秋》大義，和孔子的思想還有很大距離。后世學者不能探本溯源，導致經學荒蕪，治經泛濫無歸。因此，必須拋開后世注疏的羈絆，直接回歸圣人本意，才能夠真正探明《春秋》所蘊涵的儒家之道。范仲淹的這一主張，給當時和后來研治《春秋》的學者以很大啟示，對宋代經學研究的路徑和理學思想的產生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從而開辟了中國“經學變古時代”，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具有非常深遠的歷史意義。

再次，關于經學的研究方法，范仲淹主張以“例”治《春秋》。對于《春秋》是否有“例，，的問題，歷代經學家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范仲淹承認《春秋》中有“例”，因為《春秋》是孔子因魯史而作，但又不是完全抄錄舊文，而是通過用“例”賦予其褒善貶惡之義。他說：‘‘圣人筆削經史，皆因其IH，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修《春秋》則因IH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辈坏�如此，而且孔子修《春秋》的主要成就是通過用“例，，表現出來，因而成為載道之書。范仲淹指出：“蓋《春秋》以時紀事而為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變例之文�！闭�是由于褒貶之例的存在，才使得《春秋》成為名教之書，可以通過褒善貶惡發揮明世教、正君心的作用，達到天下太平，實現王道政治。這一主張盡管不是范仲淹首創，但因其大力提倡而產生了較大作用，對于兩宋《春秋》學的發展至關重要，影響到歐陽修、朱熹一派以書法褒貶研治經史的風貌。

應當指出的是，范仲淹畢竟不是經學家，研究《春秋》的目的不是為闡發經義，而是為其政治變法和學術改革服務。因此，他沒有提出系統的《春秋》學主張，形成完整的學術思想，只是利用經學思想來實現倡導“不專辭藻，必明理道”的風氣，作為復興儒學的手段。范仲淹認識到經學對于國家的重要作用，指出：

夫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圣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畿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畿，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

他希望通過研究六經內容揭明經旨大義，而不是斤斤糾纏具體的章句訓詁，與經學家形成顯著的區別。范仲淹評價他人的經學成就，也是圍繞這個主題展開。例如他評論尹洙的《春秋》學造詣，贊譽“師魯深于《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歟”! 表彰尹洙把《春秋》學大義運用到文章議論中，對宋代古文運動起了推動作用，有功于治道。這表明范仲淹并非把《春秋》學乃至六經視作學者仕進的階梯，更重要的是強調把經學變成明體達用之學，作為個人和社會增益修養和智慧的載體，為北宋社會樹立新儒學道德規范。

三、培育《春秋》學人

范仲淹對復興儒學精神不僅從學術上加以闡釋，而且重視培育經學研究人才，培養學術群體，把復興儒學精神的事業發揚光大，形成一代風貌。他治學博通六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最著名的事例，就是張載和范仲淹的交往�！端问贰�張載傳》云：“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日：‘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焙髞韽堓d成為北宋著名理學家，與范仲淹的引導有直接關系，以至全祖望說范仲淹“導橫渠以入圣人之室，尤為有功”。不僅是張載，另外“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游，晝夜肄業”，相互探究儒學經旨大義，以復興儒道為宗旨，為宋學的開創和發展做了重大貢獻。下面僅以《春秋》為例，考察范仲淹與北宋文人武士的因緣際會，藉以窺其培養《春秋》學人才的學術成就。

作為政治家的范仲淹，在軍事方面也有杰出才能，立志靖邊報國。他以詩言志說：“太平燕趙許閑游，三十從知壯士羞。敢話《詩》《書》為上將，猶憐仁義對諸侯。子房帷幄方無事，李牧耕桑合有秋。民得禱襦兵得帥，御戎何必問嚴尤?”范仲淹不贊成將帥一味征伐殺戮，徒逞匹夫之勇，而是推崇古之儒將，飽讀《詩》、《書》，運籌帷幄，深明大義。他非常重視《春秋》學對為將之道的價值，在陜西撫邊期間曾以之傳授勇將狄青。宋人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八記載：“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為延州指使，時西夏用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嘗被發戴銅鑄人面，突圍陷陣，往來如神，虜畏懾服，無敢當者。而識達宏遠，賢士大夫翕然稱之，尤為范文正、韓忠獻、范正獻諸公所知。文正公授以《春秋》、《漢書》，日：‘為將而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武襄感服，自勉勵無怠，后位樞密�！边@表明范仲淹不但研究《春秋》有心得，而且能夠用來教育將帥，既可以提高他們的軍事水平，又能夠培養他們的政治素養，成效非常顯著。

范仲淹與孫復的交往，是宋學發展歷程中一件大事。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掌管應天府學，“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后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在這一年里，孫復幸遇范仲淹。宋人魏泰《東軒筆錄》卷十四記載：

范文正公在雎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雎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于道路?”孫秀才凄然動色日：“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蔽恼�日：“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為學乎?”孫生再拜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雎陽，孫亦辭歸。后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文正嘆日：“貧之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汩沒而不見也�！�

范仲淹培養儒學人才，可見一斑。需要說明的是，孫復受到朝廷征召，也是范仲淹援引和舉薦的結果。宋彳_宗景祜元年(1034)，范仲淹甫由睦州徙蘇州，即希望孫復來講學。他給孫復寫信說：“足下未嘗游浙中，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才，是亦先生之為政。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又向朝廷舉薦孫復，其奏狀說：“兗州仙源縣寄居孫復，元是開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深明經術。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圣奧，跡在窮谷。伏望朝廷依赦文采擢……孫復，乞賜召試，特加甄獎。庶幾圣朝渙汗，被于幽滯。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由于“范仲淹、富弼皆言[孫]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孫復的《春秋》學著作主要有《春秋尊王發微》和《春秋總論》兩書，其“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于經之本義為多”。由于他對《春秋》殫精竭慮，見解獨到，頗為時人所推許。宋人王得臣指出：“泰山孫明復先生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圣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為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之，故日《春秋》無褒，蓋與谷梁氏所謂常事不書之意同�！�’因此，北宋前期孫復的《春秋》學盛極一時。程顥、程頤回顧孫復任國子監直講時的講學盛況說：“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問，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后謝之，立聽戶外者甚眾。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笨梢妼O復對北宋《春秋》學的發展壯大，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胡瑗是范仲淹培養和舉薦成名的另一位經學家，對北宋學術風氣轉變的影響更為顯著。宋仁宗景韋占二年(1035)，范仲淹在蘇州創建義學，延請胡瑗“為州教授，諸子從學焉”。此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學官之職。后來“范仲淹經略陜西，辟[胡瑗]丹州推官”，參議謀劃。慶歷新政期間，京師建太學，各地建府州縣學。范仲淹舉薦胡瑗等人充學官，上奏說：“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向善，閭里嘆服。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為一代美事。伏望圣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為師法�！庇谑浅�廷下詔湖州，取胡瑗教法頒于學官。慶歷新政失敗后，范仲淹倡導的教育之法并沒有被廢除，而且隨著宋仁宗皇祜二年(1050)至嘉j；占元年(1056)胡瑗任國子監直講管理太學而更加興盛。胡“瑗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才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胡瑗治經和范仲淹相似，精通六經，尤長于《易》學。據程顥、程頤后來回憶說：“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講聽者，多或至千數人�！蓖瑫r，他對《春秋》學也有精湛的研究，撰著《春秋要義》、《春秋口義》、《春秋辨要》，成果不菲�？上н@些著作已經失傳，無法窺見胡瑗《春秋》學的全貌。但由此可見他和范仲淹治學聲氣相通，共同為北宋《春秋》學發展做出了貢獻。

歐陽修一向被視為北宋《春秋》學代表人物，也與范仲淹有頻繁交往。全祖望把歐陽修列入“高平同調”，說明兩人有密切關系。宋仁宗景祜元年，歐陽修致書在南方任官的范仲淹說：“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并且希望“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力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為天下士君子重也”。認為范仲淹是士大夫群體的領袖，致以崇高的景仰。兩年以后，范仲淹又因忤宰相呂夷簡被貶，歐陽修移書右司諫高若訥，指責其趨炎附勢，不愿主持公道，諍諫皇帝收回成命。他說：“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被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睂幵缸约罕毁H官，也不愿緘默不言，不敢承認與范仲淹為同道。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范仲淹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即舉薦歐陽修任幕職官。他上奏朝廷說：

臣叨膺圣寄，充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有將帥之能否，軍旅之怯勇，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情偽，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心以思度，其于翰墨，無暇可為。而或奏議上聞，軍書叢委，情須可達，辭貴得宜，當藉俊僚，以濟機事。臣訪于士大夫，皆言非歐陽修不可，文學才識為眾所伏……其人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圣慈特差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疏奏。

可見范仲淹對歐陽修同樣器重，引為同道中人。然而歐陽修為回避范仲淹有感恩之嫌，并未赴任�！肮珟涥兾�，辟[歐陽]修掌書記，修日：‘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睉c歷新政失敗以后，范仲淹被貶外任，歐陽修多次上疏朝廷，言其不當罷黜，不可聽信讒佞之言，希望重新任用范仲淹。例如宋仁宗慶歷五年(1045)，歐陽修上疏說：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昔年范仲淹初以忠信讜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并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愿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

其余奏疏，不再一一縷敘。范仲淹去世后，歐陽修于宋仁宗皇j；占四年(1052)作《祭資政范公文》，又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作《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表達對這位前輩同道的深切景仰和無盡思念。歐陽修治經，雖沒有直接材料證明和范仲淹經學的聯系，但大旨并無二致。尤其是對于經文和后人注疏關系的認識，歐陽修和范仲淹如出一轍。他說：“今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庇捎跉v代經學家對經典的解釋存在許多誤解，已經不符合儒家原始的本意。歐陽修指出：“自秦漢以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边@樣解經導致了經義的隱晦，不符合經典的原意，以至于出現“《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之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之五六”的混亂局面。歐陽修提出治經的原則是：“《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彼�的《春秋論》上中下三篇和《春秋或問》，集中代表了研究《春秋》學的成就。其中對《春秋》之例的認識，就和范仲淹相近，只不過將其發展到頂峰罷了。歐陽修“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成為運用《春秋》義例修史的代表作。這種宗經而不惑傳注和承認孔子修書用例的思想，體現出北宋學者治經的共同精神。

北宋研究《春秋》學造詣最深的學者當屬劉敞，通過《七經小傳》、《春秋傳》、《春秋權衡》、《春秋說例》等著作的闡發，徹底形成了棄傳從經的治學風格。劉敞與歐陽修學術交往頻繁，時人以為“劉中原父望歐陽公稍后出，同為昭陵侍臣，其學問文章，勢不相下，然相樂也”。

在經學造詣方面，劉敞的研究比歐陽修更有深度。兩人時常在一起討論《春秋》問題，劉敞每每勝過歐陽修。宋人記載說：“慶歷后，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原甫雖出其后，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于原甫。及書梁人閣事之類，原甫即為剖析，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笨梢妱⒊▽Α洞呵铩穼W的貢獻，實際上比歐陽修更大。劉敞作為后輩學者，與范仲淹接觸自然沒有歐陽修密切，但也還是有一定的關系，不可避免地受到范仲淹學術的影響。他所撰《公是集》中有《賀范龍圖兼知延安》、《題浙西新學》、《聞范參政巡西邊》、《聞范饒州移疾》、《聞韓范移軍涇原兼督關中四路》等詩，表達對范仲淹的崇敬之情。尤其是范仲淹興學倡教，倍受劉敞推崇：“文翁昔時理蜀土，能令蜀人似鄒魯。范公今者鎮江東，亦云教化似文翁。文翁范公本同志，蜀人吳人有殊異。蜀人之先自魚鳧，不聞道德能過吳。吳前泰伯后季札，禮讓繼為天下師。迄今遺風未全滅，得逢賢侯益昭晰……吳人于今歌且仰，我公去矣安所仿?愿公上佐天王明，姬文孔術從茲行�！眲⒊▽Α洞呵铩穼W的經傳關系、義例褒貶、尊王黜霸等問題，都和范仲淹具有相似的認識，雖不能直接證明是受到范仲淹的啟發和影響，但研究者認為“劉敞的學風正是慶歷新政對學人發生影響的反映”，應當說得其大體，可以作為定論。

以上事實證明，從范仲淹到劉敞對于《春秋》學乃至儒家六經的研究，完成了由漢唐章句注疏之學向宋明以己意解經轉變的過程。南宋王應麟指出：“自漢儒至于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镀呓浶�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北彼沃腥~以前，學者研治經學大都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盲目相信六經及其傳注體現了圣賢的思想，不敢表示懷疑，更不敢發揮與傳注不一致的見解，極大地限制了經學發展。宋代士大比前代具有更加獨立的學術意識和批判精神，形成不懼權威和勇于創新的觀念。當學者按照這種精神重新審視前人學說和整理古代文獻時，就發現了許多歷代學者附會在經文之上的錯誤解釋，不盡符合六經文本的原意。因此，他們屏棄漢唐舊的解經體系，宣稱要直接孔孟道統。正如歐陽修所言：“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白相攻，去取在勇斷�！苯胸八沃腥~以后，學者一方面懷疑歷代儒家建構的傳統學說體系的真實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懷疑古典文獻以及后代解經史料的真實可靠性，于是形成一股疑古辨偽的學術思潮，迅速蔓延到全社會。北宋“國史云：慶歷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父云�！彼抉R光也形容當時的風氣說：“新進后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笨梢娺@股學風至北宋中葉非常盛行。當時專恃胸臆解經的風氣盡管也存在穿鑿臆說、牽強附會之弊，但不是主要方面，其主流乃是打破前人注疏的羈絆，剔除了漢唐之人的讖緯迷信、天人感應之說，還先秦古籍的本來面目。南宋史家陸游指出：“白慶歷后，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注乎!”說明宋代疑辨學風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作者:羅炳良，中國范仲淹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