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范仲淹與“宋初三先生”
宋代新儒學，又稱道學或理學。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定周敦頤為道學之開山，但又論：“本朝道學之盛……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痹谶@里，朱熹說出了宋代新儒學的興起“亦有其漸”，這個“漸”的開創者實為范仲淹。
然而，范仲淹的這個開創者的地位一直沒有被確認，這與程頤的尊敬胡瑗(安定)很有關系。所謂“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在“此數公”中，程頤所最尊敬的實為胡瑗。程頤“始冠，游太學”，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程頤之作，“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為學職”�！端卧獙W案·安定學案》載黃百家說：胡瑗對程頤“知契獨深”，“伊川之敬禮先生亦至，于濂溪雖嘗從學，往往字之日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稱也”。程頤敬禮胡瑗，而胡瑗曾與孫復、石介同學，此所以《宋元學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遠有端緒”。因為《宋元學案》“托始于安定、泰山”，所以“高平(范仲淹)學案”就被列在了“安定學案”和“泰山學案”之后，范仲淹的開創者地位遂被“宋初三先生”所掩。
《宋元學案·序錄》云：“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庇衷疲骸盎尬掏圃瓕W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人圣人之室，尤為有功�！睆倪@里看不出范仲淹與“宋初三先生”的關系，似乎范仲淹是安定、泰山“而外”或而后的另一支。其實，范仲淹不僅“導橫渠(張載)以人圣人之室”，而且也是“宋初三先生”的領路人。朱熹的《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一記載：“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游，晝夜肄業……”這才是范仲淹與“宋初三先生”之關系的實際情況：胡瑗、孫復、石介、李覯等等都是范仲淹門下的賢士。
范仲淹(989 1052)生在徐州，兩歲喪父，母貧無所依，改嫁長山(今山東長山縣)朱氏。他21歲時寄居在長白山醴泉寺(今山東鄒平縣南)刻苦讀書；④23歲時感憤自立，佩琴劍徑趨南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冬夜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如此苦學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孝弟忠信”。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登進士第。
歐陽修在《范公神道碑銘并序》中說：“公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朱熹也曾說：“且如一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在《奏上時務書》中提出“救文弊”、“復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革賞延之弊’’等改革主張。其中“救文弊”的思想，是繼唐代韓(愈)、柳(宗元)之后，宋代古文運動的開端，比尹洙、歐陽修、石介等投入古文運動“至少要早十年”。他在書中批評當時士人學風和吏治的敗壞時說道：
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 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冒風壞于下，恐非國家之福也。
范仲淹將士人的學風，即士人能否繼承儒家的“師道”，認明儒經之大旨，掌握治世之大才，看作國家的治亂之源；而此源頭的澄清，又在于國家取士制度的改革和吏治的清明。這一精神一直貫徹到后來的慶歷新政中。職此之故，慶歷新政不僅關乎宋代的“革新政令”，而且更關乎宋代的“創通經義”。
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寓南都應天府。當時晏殊為留守，請范仲淹掌府學�！端问贰肪砣灰弧蛾淌鈧鳌份d：‘‘(晏殊)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范仲淹《年譜》載：“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后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狈吨傺驮诖四陮懥艘蝗f余言的《上執政書》，指出當時的宋朝已經處于“泰極者否”的形勢，只有“變”，才能“通”而“久”。他系統地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的改革之策。其中“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是后來慶歷新政之首要；而“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正是后來慶歷新政之首要和本源。也正是在這一年，范仲淹結識了孫復，《范文正公集·年譜》引魏泰《東軒筆錄》云：
公在睢陽(按即南都，今河南商丘)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因問：“何為汲汲于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日：“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孫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孫生薦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后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又見《宋元學案·泰山學案》附錄）
這一段范仲淹與孫復的因緣際會，實為宋代新儒學興起的一個重要契機。范仲淹對當時窮潦倒的“孫秀才”給予同情、幫助，補以學職，授以《春秋》，激勵他“安于學”�！端卧獙W案·泰山學案》載：孫復“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孫復在睢陽兩次上謁范仲淹，當即孫復四舉進士不第之時。他在泰山“學《春秋》”，當始于范仲淹在睢陽“授以《春秋》”。孫復不負范仲淹所望，在泰山苦學十年，成為著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
《宋元學案·安定學案》載：胡瑗“七歲善屬文，十三(歲)通五經，即以圣賢自期許�！邑殶o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他生于993年，13歲時是1006年，而孫復離開睢陽時是1028年，也就是說，在胡瑗13歲“通五經”之后，又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貧困坎坷，然后往泰山與孫復、石介同學�！栋捕▽W案》載其在泰山苦學的情況：“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心也�！痹诖似陂g，“宋初三先生”相互砥礪，而范仲淹的“慎選舉，敦教育”的思想當通過孫復而傳達給了胡瑗、石介。
景祜二年(1035)，范仲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并且把自己所得南園之地建為“義學”，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此年，范仲淹延聘胡瑗“為蘇州教授，諸子從學焉”，同時亦給孫復寫信，希望他到蘇州“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此年末，范仲淹召還判國子監，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范仲淹推薦胡瑗，“以白衣對崇政殿，授試秘書省校書郎”。此時，胡瑗42歲，經范仲淹的推薦，以“白衣”被授學官之職。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在戎馬倥傯中，他寫有《舉張問、孫復狀》，說孫復“素負詞業、經術，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圣奧，跡在窮谷”，希望朝廷“賜召試，特加甄奧”。當此時，胡瑗任丹州(今陜西宜川)軍事推官，是“范仲淹幕府中的人物”。
慶歷二年(1042)，朝廷依范仲淹、富弼的推薦，“以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此時孫復50歲，距其離開睢陽已經14年了。孫復在泰山苦學期間亦曾向范仲淹推薦石介：“執事若上言于天子，次言于執政，以之為學官，必能恢張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左右執事，教育國子，丕變于今之世矣�！庇^此可知，石介為學官也是出于范仲淹的推薦�！八纬跞壬倍际且蛴蟹吨傺偷募�、延聘和推薦，才在宋代思想史或學術史上發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慶歷新政推行時(1043—1044)，孫復、石介并為國子監直講。范仲淹又有《奏為薦胡瑗、李覯充學官》，其中說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向善，閭里嘆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為一代美事”。此時，胡瑗的“蘇湖(教學)之法”得到朝廷的肯定和推廣，胡瑗本人也被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未行)。石介在當時作《慶歷圣德詩》云：“惟仲淹弼(范仲淹、富弼)，一夔一契�！娰t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薄八纬跞壬迸c范仲淹及慶歷新政的關系，于此得到充分展現。
慶歷新政的夭折，發端于石介的被誣陷而死，孫復亦被罷貶。后來，孫復得以復職，“稍遷殿中丞，年六十六卒”。胡瑗則在皇祐二年(1050)再次被召，參與“作樂事”，受到朝廷的嘉獎。嘉格元年(1056)，胡瑗“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專管勾太學。四方之士歸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軍居以廣之。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背填U的“閑游太學”，得到胡瑗的賞識，就是在皇柘或嘉{；占年間。
雖然慶歷新政夭折了，但其“慎選舉，敦教育”的思想則因胡瑗的執掌太學而得以發揚光大，并且形成了與王安石“新學”相抗衡的一股勢力�！栋捕▽W案》載：
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才高下而修飾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先生弟子也。在湖學時，福堂劉彝往從之，稱為高弟。后熙寧二年，神宗問曰：“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日：“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臣聞圣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專切學校，始于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余人。故今學者明夫圣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
熙寧變法時，胡璦的弟子在朝中“十常居四五”，這是一股與荊公新學相抗衡的勢力，故而宋神宗有“胡瑗與王安石孰優”之問。劉彝把胡瑗的“明體達用之學”表達得十分清楚，說胡瑗的教授學者之功非王安石可比，這也是事實；但說“今學者明夫圣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卻未免尊其師而忽略了范仲淹的重要作用。胡瑗“專切學校，始于蘇湖”，其在蘇州講學即在明道(按實為景祜)年間，在湖州講學則在寶元年間。而天圣三年，即胡瑗在蘇州講學的十年之前，范仲淹就已在《奏上時務書》中提出了“救文弊”的思想，指出“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批評當時“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
既廢，文風益澆”，并且強調“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兩年之后，范仲淹在《上執政書》中提出“慎選舉，敦教育”的思想，主張“深思治本，漸隆古道”，期以行之數年而使“士風丕變”。又三年之后，范仲淹在《上時相議制舉書》(《范文正公集》卷九)中提出“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主張通過改革科舉而“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圣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又五年之后，范仲淹在蘇州立郡學，胡瑗始應聘而專切于學校。劉彝所說“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胡瑗“尤病其失”，實際上，范仲淹“尤病其失”比胡瑗早十年。胡瑗“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這是本于范仲淹的“慎選舉，敦教育”思想�！敖駥W者明夫圣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這除了胡瑗的教授之功外，還應歸功于范仲淹的首倡敦教育、立郡學。若無范仲淹的延聘和推薦，胡瑗也不可能“始于蘇湖，終于太學”，成一時教育之盛事。
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等人的共同努力，慶歷新政確立了“明體達用之學”。錢穆先生說：明體達用之學“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學，以異于進士場屋之聲律，與夫山林釋老之獨善其身而已者也”，“蓋自唐以來之所謂學者，非進士場屋之業，則釋、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樹其體于我躬，必學術明而后人才出，題意深長，非偶然也�！�
二、兩次“革新政令”對道學的影響
“明體達用之學”是道學之先驅。前者所針對的“進士場屋之業”與“釋、道山林之趣”，也正是后者所認為的學之大弊。程頤說：“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牽于訓詁，三惑于異端。茍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于道矣�！贝恕叭住敝械摹澳缬谖恼隆焙汀盃坑谟栐b”屬于“進士場屋之業”，而“惑于異端”也就是惑于“釋、道山林之趣”�！捌垷o此三者……必趨于道矣”，這說出了從“明體達用之學”向道學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從慶歷新政到道學，其間經過了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道學是在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的正、反兩方面作用下形成的。
慶歷新政的實質是：以整飭吏治為首要，以砥礪士風、改革科舉、興辦學校、認明經旨、培養人才為本源，兼及軍事、經濟等領域。范仲淹的改革思想是“以民為本”，這在他作的《四民詩》中有鮮明的體現。如關于農：“制度非唐虞，賦斂由呼吸。傷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幾壟，游墮如云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标P于工：“可甚佛老徒，不取慈儉書。竭我百家產，崇爾一室居�！标P于商：“桑柘不成林，荊棘有余春。吾商則何罪，君子恥為鄰�！彼麑Ξ敃r農、工、商階層所受的壓迫、所處的窘境給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此即他在《岳陽樓記》中所說的“憂其民”。他所希望的是進行改革：“琴瑟愿更張，使我歌良辰”。而關于士，他批評自秦漢以來儒家之“道”日益荒疏，善惡失去準衡，士之升遷黜陟不是以仁義忠孝、賢能功績為標準。雖然“君子不斥怨，歸諸命與天”，但是“術者乘其隙，異端千萬惑”，由此造成了士風與吏治的敗壞：“學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職。節義為空言，功名思茍得。天下無所勸，賞罰幾乎息�！边@種境況給儒學帶來的危害是：“裨灶方激揚，孔子甘寂默。六經無光輝，反如日月蝕�！边@里的“裨灶”(春秋時期鄭國言“陰陽災異”者)是喻指佛老。他在此所說的佛老“激揚”，孔學“寂默”，“六經無光輝”，也正是稍后王安石與張方平的那段問答所反映的情況：“一日[荊公]問張文定公日：‘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圣后絕無人，何也?’……文定日：‘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廊粐@服�！痹诜鹄霞P、儒門淡薄的情況下，范仲淹發出了復興儒學的呼聲：“大道豈復興，此弊何時抑”，盡管是“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但是“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就是要“回此天地力”，復興儒學，使“琴瑟更張”，百姓歌詠“良辰”。
在范仲淹的思想中，民本、吏治、士風與復興儒學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如他在《上執政書》中所說：“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彼钋械卣J識到，
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茍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
吏治的腐敗到了如此地步，故改革應從整飭吏治開始。因為“舉擇令長，久則乏人”，所以吏治之源的澄清又必須“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范仲淹說：
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
所謂“慎選舉”，就是要改革科舉以詩賦為先的考試方式，“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所謂“敦教育”，就是要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學，“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于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如此行之數年，可望“士風丕變”，此乃“擇才之本、致理之基也”。
在《上時相議制舉書》書中，范仲淹也明確地提出：“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笨婆e考試要“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從而“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圣人之門，成王佐之器”。
慶歷三年(1043)，歐陽修等上疏，言范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宋仁宗授范仲淹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范仲淹“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仁宗“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此次上疏即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包括“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疤熳臃叫畔蛑傺�，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眾以為不可而止�！笔贩Q“慶歷新政”即是指此。
“十事”中的第一、二、四、五條都與整飭吏治有關，而第三條的“精貢舉”就是“慎選舉，敦教育”。范仲淹批評此前的科舉“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舍大方而移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當此“天下危困乏人”之時，他主張“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范仲淹所謂“經濟”，即指本于儒家的“經義”或“經旨”而經國濟民)。凡各州郡有學校處，“舉通經有道之士，專于教授，務在興行”，考試方法則“進士：先策論而后詩賦”，“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如此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最為至要”。范仲淹注重“經濟”，將“辭藻”、“墨義”(記誦經書章句)置于“經旨”、“理道”之下，這對于宋代學風的轉變起了關鍵的作用，開啟了宋代經學即“道學”或“理學”的方向。
“慶歷中，天子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為令”。胡瑗的教學之法得到肯定和推廣，即是慶歷新政的產物�！皯c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于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著為令�！彼纬诰⿴熃⑻珜W，在各州縣普遍建立學校，并且改革了科舉考試的內容和評判的標準，自慶歷新政始。
然而，慶歷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便因觸犯了一部分權貴階層的利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幸者不便”——致使“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黨論興則迫害起，范仲淹與富弼等“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其在中書所施為，亦稍稍沮罷”。就這樣，隨著范仲淹的貶離中央，慶歷新政便夭折了。
雖然慶歷新政夭折了，但它對士人學風的影響一直持續。如朱熹所說：“范文正杰出之才�！薄爸练段恼龝r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背填U早年寫的《上仁宗皇帝書》和王安石早年寫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都可以說是受到了慶歷新政之余風的影響。
皇祐二年(1050或嘉祐二年即1057年)，程頤“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程頤在《上仁宗皇帝書》中指出，當時宋朝已面臨“厝火積薪”、“土崩瓦解之勢”。他主張推行“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由君主之“仁心”而發以為“仁政”。又說“天下之治，由得賢也”，批評科舉取士“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边@些思想與慶歷新政的精神是一致的。
王安石在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病逝)寫有《祭范潁州文》，稱范仲淹為“一世之師”，“名節無疵”。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被召入朝，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其中有云：“臣于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這段話是與后來熙寧變法的精神相符合的，但它只是《言事書》中的枝節之點。此書先講改革的必要，然后講“法先王之政”應該“法其意”，接著就提出：當時如欲“改易更革”，“其勢必不能”，這是因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在吏治腐敗的情況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于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于是，他向仁宗提出對于人才要“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上述的那段話，只是在講到“養之”時的一個節目而已�！堆允聲返木袷歉母锉仨氄喞糁�，“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這是與慶歷新政的精神相一致的。而以后的熙寧變法，則是王安石俯就了宋神宗的意旨，從以人才為急，轉向了“以理財為方今先急”。
宋仁宗于嘉祐八年(1063)逝世，繼立者英宗在位不滿四年而死，其子神宗繼位。熙寧元年(1068)三月，神宗對文彥博等大臣提出：“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贝撕蟮奈鯇幾兎▽嵕褪潜辛松褡诘倪@個意旨。當時，這個意旨并未得到大臣們的認可，而逐漸俯從于這個意旨的就是新進的王安石。熙寧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神宗問：“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贝藭r，王安石的答問仍是以“風俗”“法度”為先。同年三月，神宗顯然想加快對“理財”的部署，他問王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答：“已檢討文字，略見倫緒。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為務，而于禮義教化之際，未有所及�？诛L俗壞，不勝其弊。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后緩急�！贝藭r，王安石已有了“理財”的方案，但他仍考慮“國體”和“先后緩急”的問題，即認為應以“任賢”和“禮義教化”為先急。
同年四月，“遣使八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此八人中不僅有胡瑗門下高弟劉彝，而且有程顥。程顥在熙寧元年就向神宗上《論王霸札子》和《論十事札子》，即主張變法。正如后來朱熹所評論：“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后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眾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
引起政爭和以后激烈黨爭的是在同年七月頒布均輸法，九月頒布青苗法。這兩部“理財，，的新法一出，立即遭到司馬光、范純仁、曾公亮、趙扦、富弼、韓琦，以及蘇轍、蘇軾、程顥等朝臣的反對，而王安石則“排眾議行之甚力”，并且“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新法的反對派則或罷貶或辭職，“諸公始退散”。
熙寧四年二月，王安石對神宗說：“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未暇理財而先舉事則事難濟�！敝链�，王安石無論在行動上還是在口頭上都與神宗取得了一致。對于王安石的“轉向”，呂中評論說：“夫安石初意不過欲變法耳，未敢言興利也；迨青苗既行，始興利也�！蓖醴蛑u論說：“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泡政，謂文彥博日：‘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朔前彩瘜е�，其志定久矣�！�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財”為急務，并不是以發展經濟為急務，而是以解決“國用不足”、“府庫不豐”即國家的財政問題為急務。引起爭論的主要是均輸法和青苗法。所謂“均輸法”主要是設發運使官，掌管東南六路的稅斂、糴買、上貢物品等，“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以緩解國家“財用窘急”的問題�！扒嗝绶ā眲t是由國家在春夏糧食未熟時借錢給農民，待收成后加十分之二的利息，隨原有的夏秋兩稅還納，這被認為是“散惠興利”，抑制兼并，而“其實不過是朝廷按當時一般的利率來放高利貸”。
程顥在均輸法、青苗法頒布后便與新法“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余事”。所謂“輔臣不同心”，就是當時的新法引起政爭；王安石為推行新法，“舉劾不奉行之官”，又越次提拔一些“曉財利之人”，此即“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程顥認為，在“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中外人情交謂不可”的情況下，變法是難以達到“興治”的效果的。他更指出，“設令由此僥幸，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程顥反對新法，希望神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張撤免擾亂地方的“提舉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以“去息”的仁政。當時，二程和張載都主張“復井田”，提出了帶有均田性質的道德理想主義改革方案，而宋神宗將此視為“致亂之道”。
由熙寧變法引起的朝臣政見之爭在熙寧三年發展成為新黨與舊黨之間的“黨爭”。這種黨爭本來是程顥所要避免的，所以他與王安石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為之動”，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荊公)與言者為敵矣”。熙寧三年是道學思想發展的一個轉折。在此之前，張載和二程都受慶歷新政的影響，熱心于“革新政令”，希望將“王道”的理想“舉而措之天下”；此后則更專注于著書講學，使道學的理論體系臻于完成。
張載在熙寧二年入朝，與王安石“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z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于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雹偃绱酥廖鯇幘拍�，張載完成了其代表作《正蒙》。
程顥在熙寧三年上《諫新法疏》后即離朝外補，在地方任官一年，旋“以奉親之故”歸洛陽，與程頤等潛心涵泳道德性命之理，共同倡明道學。其弟子邢恕記載：“(程顥)居洛幾(近)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壬硪嫱�，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痹诖耸觊g，二程的洛學達到理論的成熟，并且影響日益擴大。
熙寧變法從反面刺激了道學的發展�！畯摹爸蔚馈鄙险f，在熙寧變法之后，張載和二程都明確地認識到“格君心之非”是治世的“大根本”。張載在《答范巽之書》中說：
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O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瞬蛔闩c適，政不足以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進，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張載的理想就是要把“道學”之體施之于“政術”之用，而“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則其“政術”為無體之用，故改革偏離“王道”的方向。孟子說：“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比绻軌蚋裾�，使君主有了“愛天下之人如赤子’’的�！市摹�，那么用人之非、政事之失等等就都可以解決了。二程說：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用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系乎人君仁不仁耳�！蛘轮�、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從“格君心之非”這一治道之本來考慮，二程更加嚴厲地批評了荊公新學，將其視為超過釋氏之害的“大患”。二程說：
在今日，釋氏卻未消理會，大患者卻是介甫之學�！缃袢�，卻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后生學者。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眾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它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個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二程排斥佛教，認為佛教“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荊公新學之害，其所以超過了釋氏之害，是因為釋氏只是以其術“化眾人”，而荊公新學卻是以功利動“人主心術”，君心一動則天下“靡然而同”，此其“極有害”之一也。其二，以王安石之才辯，將功利之學“遽施之學者”，“其學化革了人心”，帶壞了“后生學者”，敗壞了天下風氣，這不是隨著新法的廢止所能消除的，故其“為害最甚”。于是，“整頓介甫之學”成為二程洛學的一大急務，而整頓的方法便是更加強調王霸、理欲、義利之辨，“明體達用之學”遂向著更加重視“內圣”的內傾化方向發展。
錢穆先生說，宋學精神的“兩端”，“大抵荊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后，則所重尤在經術”，“其問區別，蓋以洛學為樞機也”。在宋學的發展中，之所以出現如此的變化，實是因為洛學受到了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因慶歷新政之后有熙寧變法的汲汲于“財利”，故激起道學家對王霸、理欲、義利的嚴辨；因慶歷新政的夭折和熙寧變法的轉向，故使道學家認識到“格君心之非”才是治世的“大根本”，只有“君心”一正，然后才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然而，“君心”并不是道學家所能格正的，而兩宋的道學又受到元=i；占黨案和慶元黨案兩次嚴重的打擊，此所以宋學的革新政令“至荊公而止”。
三、范仲淹與道學在思想上的聯系
《宋史·范仲淹傳》云：“仲淹泛通六經，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扛屑ふ撎煜率�，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狈吨傺褪恰八螌W精神”的開創者，他與道學在思想上也有著密切的聯系。
范仲淹的“泛通六經”，就是領會六經之大旨、大義，而不是砣石乞于經書的章句訓詁，“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他改變了“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的學風，將認明“經旨”、“理道”置于“辭藻”、“墨義”之上，從而開辟了經學歷史的“變古時代”。王應麟說：
自漢儒至于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镀呓浶鳌烦龆陨行缕嬉�，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
《七經小傳》的作者是劉敞，他于慶歷六年中進士，其書一反漢唐章句注疏之學，多以己意論斷經義，后來朱熹曾評論“《七經小傳》甚好”。劉敞的學風正是慶歷新政對學人發生影響的反映(劉敞《公是集》卷五《賀范龍圖兼知延安》、卷二四《聞范饒州移疾》、卷二六《聞韓范移軍涇原兼督關中四路》，皆稱頌范仲淹)。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將慶歷以后稱為“經學變古時代”，他引王應麟說，“經學白漢至宋初未嘗大變，至慶歷始一大變也”；又引陸游說，“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圣人乎?自慶歷后，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之所及”。這一重大轉變始自慶歷新政�！爸T儒發明經旨”，即錢穆先生所說宋學之“創通經義”；“其事至晦庵而遂”，朱熹成為宋代經學和理學的集大成者。
范仲淹“長于《易》”，他著有《易義》一篇，解釋了乾、咸、恒、遁等二十七卦的卦義，另有《四德說》、《窮神知化賦》、《乾為金賦》、《易兼三材賦》、《天道益謙賦》等等。胡瑗在太學講授《周易》，當與范仲淹“長于《易》”有密切的關系，而胡瑗的《周易口義》受到程頤的重視，在《伊川易傳》中也有“予聞之胡先生日”。范仲淹在景祐三年(1036)出知饒州(今江西鄱陽)，建郡學，“生徒浸盛”。宋代易學圖書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劉牧“起家饒州軍事推官……及后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日：‘此吾師也�！煲詾閹��！崩钣M結識范仲淹是在景柘四年，其《易論》約作于此時，《刪定易圖序論》作于慶歷七年(1047)。周敦頤在康定元年(1040)擔任洪州分寧縣(今江西修水)主簿，在慶歷四年(1044)調任南安軍(今江西大庾)司理參軍，二程受學于周敦頤是在慶歷六年，周著《太極圖說》和《通書》當受到慶歷新政的影響。
范仲淹也非常重視《中庸》。天圣六年(1028)他在南都掌府學時作有《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其中有云：
道者何? 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子，忠則由乎孝，行己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后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圣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于心而后可言焉。
如余英時先生所說：“此文全就《中庸》發揮，充分表達了由修身、齊家而建立理想秩序的意識，而且也含有‘內圣’與‘外王’相貫通的觀念�！笨刀ㄔ�(1040)，范仲淹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張載來謁，即《宋史·張載傳》所云：張載“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日：‘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這也就是《宋元學案·序錄》所說“導橫渠以人圣人之室，尤為有功”。
范仲淹所重視者還有《春秋》。他所作《說春秋序》云：
圣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圣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癜┱吡�，成志于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彷叿娇凼ラT，宜循師道，碎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關，升堂睹奧，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范仲淹在南都掌府學時收留孫復，即“授以《春秋》”。以后孫復著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強調尊王以正名分是《春秋》之大義，并作有《儒辱》一文，認為“佛老之徒橫于中國”，是“儒者之辱”。歐陽修評論說：“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于經之本義為多�！敝祆湓u論《春秋尊王發微》云：“雖未能深于圣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圣人意思�！背涕T弟子中胡安國著有《春秋傳》三十卷，強調尊王之義、華夷之辨和義利之辨。胡氏的春秋學除了受二程的影響之外，亦有范仲淹、孫復的春秋學為之前驅。
范仲淹與道學在思想上的聯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顏樂處”的問題。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也就是范仲淹中進士的前一年，他作有《睢陽學舍書懷》，其中有云：“瓢思顏子心還樂，琴遇鍾君恨即銷�！雹圻@就是他在睢陽學舍苦學期間的精神境界。歐陽修說他“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朱熹說他“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當主要就是本于此。所謂“瓢思顏子心還樂”，就是在簞食瓢飲或“斷薤畫粥”④的艱苦物質生活中仍有一種自足的“道義之樂”，此為儒家的內圣境界；所謂“琴遇鍾君恨即銷”，就是有一種“仁以為己任”、“心憂天下”(為社會謀取幸福)的外王志向，這種志向只有在一定的“時遇”下進入仕途——像伯牙鼓琴遇到鍾子期的知音一樣——才能得到發抒。前者之“樂”，是儒家之“為己”的安身立命之處；后者之“憂”，是儒家所區別于釋老二教的社會價值取向。合此二者，便是儒家的“內圣外王”境界。
“孔顏樂處”的問題對于宋代新儒家之所以十分重要，就是因為在科舉制度下，國家官僚機構的職位有限，能夠中舉的名額有限，也就是說，能夠進入仕途的士人只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士人免不了終身是一“寒儒”、“白衣”或“處士”。當時的“儒門”之所以“淡薄”，也是因為科舉競爭的激烈，使“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學者失其本”，“功名思茍得”，這些士人在科場困頓、功名之心磨練得淡泊之后，就免不了歸佛人老，閑適山林�！翱最仒诽帯痹诒举|上是一種超越功利、功名的“道義之樂”，亦即由儒家之“道義”而產生的一種精神上的“自足之樂”，它可以為未能進入仕途或從仕途遭貶的士人提供一種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這種“樂”因為是“道義”的，它要“明體達用”，懷抱著把儒家之道“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的外王志向，所以它又是一種不同于佛老的、亦即儒家的精神境界�？梢哉f，宋明新儒學就是以此來排斥佛老，“收拾”人才，把廣大的士人重新召攏在儒家的“道義”旗幟下，使他們在“道義”的價值取向中也能得到個人的安身立命之地。
范仲淹在27歲時登進士第，但他不圖個人富貴，而只是憂國憂民。其《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云：“身甘一枝巢，心苦干仞翔。志意茍天命，富貴非我望�！边@里的“富貴非我望”，亦表達了“孔顏樂處”的內圣境界；而“心苦干仞翔”，則表達了憂國憂民的外王追求。
范仲淹在陜西抗擊西夏期間接見張載，“警之日：‘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彼^“名教可樂”也就是儒家的“道義之樂”，后來張載說“君子樂得其道”，當是受到范仲淹思想的影響；他發揮《中庸》的“誠明”之說，提出“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這也有范仲淹由以啟之的思想淵源。
慶歷新政夭折后，范仲淹應老友滕宗諒之約，寫下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其中有云：“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亦“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這里的“二者”，或感人生際遇之“悲”，或得自然達觀之“喜”，實是以文學的語言來喻指佛道二教的精神境界。范仲淹“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就是從先秦儒家的思想中提煉出一種不同于佛道二教的價值取向，此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無論仕途的進退沉浮，始終“憂其民”，“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當范仲淹晚年徙知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問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范仲淹說：“人茍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這里的“道義之樂”突出地表達了儒家之“樂”的主題。
二程說：“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背填U作《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敝祆渥鳌兑链ㄏ壬曜V》亦云：“(先生)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于舂陵周茂叔先生�！贝藭r正是慶歷六年周敦頤在南安軍司理參軍任上。從時間順序以及范仲淹在當時居于士人“領袖”地位上說，我們不難看到周敦頤所受范仲淹及其慶歷新政的影響。
周敦頤在《通書》中說：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這里的“志伊尹之所志”，即新儒家的“外王”志向，如同范仲淹所言“琴遇鍾君恨即銷”；“學顏子之所學”，即道學家的“內圣”追求，如同范仲淹所言“瓢思顏子心還樂”。顏子之樂不是“樂于貧”，而是有比(物質層面)“富貴”更大的(精神層面)“至貴至富”者可愛可求。這種精神層面的“至貴至富”者就是儒家的“道義”：“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程頤“始冠，游太學”，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胡瑗的這個考試題目，正是其“明體達用之學”的題中應有之義，這個應有之義也正是在范仲淹的“慎選舉，敦教育”思想中形成的。胡瑗得程頤之作，“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為學職”。程頤的《顏子所好何學論》之所以作得好，是因為他早年受到周敦頤的教誨，對此問題涵泳在心，并有新的體會。他在此論中說：“顏子所獨好者，何也?學以至圣人之道也�！矊W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圣矣�！庇纱丝梢钥闯�，宋代新儒學從“孔顏樂處”向重視“心性之學”的理論發展傾向。
范仲淹對宋代新儒學的重要影響還有他極其重視教育，大力興辦學校。他登進士第后，調廣德軍(今安徽廣德縣)任司理參軍，“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于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以后徽學的興盛，范仲淹與有功焉。天圣五年，范仲淹執掌南都府學，“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在此寫有《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指出：“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群材，陳正道�！本暗v二年(1035)，范仲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并將所得南園之地辟為學校，聘胡瑗為教授，由是而有胡瑗的“蘇湖之法”。蘇州有郡學，自范仲淹始；東南學術之盛，亦自蘇州建學始。景祐三年，范仲淹知饒州(今江西鄱陽)，在此建郡學，“生徒浸盛”，邀李覯到此講學。景=i；占四年，范仲淹徙知潤州(今江蘇鎮江)，又在此建郡學，再邀李覯。寶元元年(1038)，范仲淹徙知越州(今浙江紹興)，李覯應招到越州講學。慶歷三、四年(1043、1044)，推行慶歷新政，在京師立太學，詔各州縣皆立學，取蘇湖之法著為令，奏請胡瑗、李覯入太學。慶歷五年，范仲淹知鄶州(今陜西鄰縣)，在此作《鄰州建學記》云：“國家之患莫大于乏人�！孕蚩刹慌d乎?庠序者，俊義所由出焉�！�(Z)皇祜元年(1049)，范仲淹知杭州，兩次推薦李覯入太學，李覯被授為太學助教，后嘉祜四年(1059)，胡瑗以病告假，李覯人京管勾太學。范仲淹在仕途中四進四退，所經之地有安徽、河南、江蘇、江西、浙江、陜西、甘肅、山西、山東等省份。他在南都，親掌府學；居廟堂之高，則在京師立太學；處江湖之遠，則每到一地，必建學興教，“立師資，聚群材，陳正道”。宋學精神之所寄在書院，范仲淹對于宋代書院的興起有開創奠基之功。
（作者，：李存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