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慶歷三年(1043)他主持進行了改革，史稱“慶歷新政”，雖時間較短，很快夭折，但所體現的勇于改革的精神，卻給后人以啟示和鼓舞。范仲淹在中央執政的時間不長，依據他的條陳推行的十項新政，其中“明黜陟”、“抑僥倖”“精項舉”、“擇長官”、“覃恩信”、“均公田”、“重命令”七條屬吏治改革，“厚農�！�、“減徭役”條屬經濟改革，只有“修武備’’屬軍事改革范疇。不少學者認為，范仲淹“修武備”以唐府兵制為理想，不切實際，實際上也未實施。這種觀點有失片面。
為了理解范仲淹“修武備’’的真正含義，現將范仲淹革新措施中“修武備”條陳全錄如下：
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沖東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
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兇逆，至于喪亡。
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于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足，京師衛兵多遠戌’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御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群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兇饑，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于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一正兵，足為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并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后諸道仿此，漸可施行。惟圣慈留意。
范仲淹首先回顧了唐府兵制的興衰史。府兵制的基本內容是：一、設置軍府。唐初置十二軍府，軍置將軍一人。唐太宗時，設十二衛統領各地府兵，加上不領府兵、類似禁衛軍的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共十六衛。每衛設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諸道折沖府是府兵制的基層單位，其首領為折沖都尉一人，別將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諸道折沖府共五百七十四個。關內折沖府有二百六十一個，加上接近關中的河東道、河南道，三道共占全國總數的8O％。二、折沖府為儲兵之所，府兵與均田制結合，從土著農戶中揀點，即實行征兵制。府兵制下的士兵，就是均田制下的農產。征差的標準是：“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庇捎诰镏朴邪磩纂A、官職授田的規定，有軍功者可授更多田產，對地主和自耕農服兵役有一定的激勵作用。服兵役的年齡是二十歲人軍，六十歲老免。三、寓兵于農，農戰結合。府兵“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此即《新唐書．兵志》所說：“初，府兵之置，居無事則耕于野；其上番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闭蹧_府的農戶被征為兵后，其未被征召的農戶也要負擔被征兵士的糗糧、衣被、鞍轡及生活器具等。
范仲淹改革的核心是寓兵于農，以克服現行軍備體制下京師集重兵而需遠戍、新招軍兵多市井之輩而戰斗力不強的弊端。民兵為本地軍兵，無遠戍倉卒之勞，有保家衛國之志，可助正規軍戍守，有助于提升現行體制下的軍隊戰斗力。為了保證京師戍衛不被削弱，他主張可從京畿地區試行，再推廣到諸路。
范仲淹取唐府兵“農戰交修”之意，建議發展民兵，而非主張恢復府兵制。首先，范仲淹雖稱“約唐之法”，但不主張設置兵府和實行均田，更未以唐法否定宋代已行兵制，僅建議在兵源不足、需增新兵的情況下，施行“寓兵于農”的新政。民兵是宋已行之法，范仲淹不過是逐步擴大民兵的作用及比例罷了。其次，其兵來自“招募”，而不是如唐府兵那樣征點。招募以自愿為原則，至于招募的方式，則根據實際情況試行后再確定，可見范仲淹對招募民兵是比較謹慎的。范仲淹要借鑒和發展府兵“三時耕稼，一時習武”的優點，以省軍費，強軍備，與恢復府兵制不相干。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西夏元吳即位，逐步控制了河西走廊、青海河(甘肅臨夏縣)、湟(青海樂都縣)等地區后，在與宋交界的橫山一帶修筑堡寨三百余處，不斷對宋進行騷擾。宋寶元元年(1038)十月，元昊稱帝，建大夏國�？刀ㄔ�(1O40)初，元昊率十萬之眾，進攻陜西防守力量薄弱的延州(今陜西延安)，采取“圍城打援”的策略，精心策劃，在延州西三川口全殲宋軍萬余人。這是宋夏間的第一次大戰，宋軍大敗，延州北橫山一帶被元吳控制。在此嚴峻形勢下，此年五月，范仲淹臨危受命，為知延州、陜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副使，與陜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夏竦、陜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副使韓琦共同措置陜西防務。此后，范仲淹先后任耀州(今陜西耀縣)知州，知慶州(今甘肅慶陽市)兼環慶路都部署，陜西四路都部署、經咯安撫使兼緣邊招討使等職。慶歷三年(工043)四月回京，除樞密副使，不久任參知政事，進行改革。他主持和參與陜西鄘延、環慶路或陜西全境防務三年，對宋在軍事方面的弊病了解深刻，在深入了解并有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修武備”的軍事改革，不是空中樓閣，而是經過實踐驗證的理論。
范仲淹知延州時，就在戰略要地修筑堡寨，發展民兵，效果彰顯。知延州之初，就派兵奪回被西夏占領的塞門寨(今陜西安塞縣北塞木城子)，“募弓箭手，給地居之”。從慶歷元年正月至四月，他先后六次上奏，請加強戰備，修建堡寨，反對韓琦等人的深入進討策略。范仲淹認為：修復堡寨雖然“煩費不少”，但比之深入夏境，占據人煙稀少的橫山以北而不能守護相比，“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修筑堡寨后，正規軍駐守，可“安存熟戶并弓箭手’以固藩籬，俯彼巢穴”。對堡寨附近的蕃部而言，“見漢兵久駐可倚”，必降附于宋，“庶可奪其地而取其民也”.廷批準了范仲淹的規劃，在延州防線修復被西夏毀壞或占據的金明(今陜西安塞縣南碟子溝)、承平(今陜西子洲縣何家集)等十二寨，挫敗了元吳二次進攻延州的計劃，保安軍(今陜西志丹縣)至延州一帶防務大大加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青澗城(今陜西青澗縣)的修筑。青澗城在延州東北二百里、青澗河東岸，東距黃河重要支流無定河僅三四十里。無定河谷是橫山地區重要通道，是西夏東路人宋的便捷之路。青澗城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范仲淹接受部下種士衡的建議，上奏朝廷，詔令種士衡修筑青澗城。種士衡邊戰邊修，挖地一百五十尺得到“飲甘而不耗”的泉水，“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仿此，大蒙利焉”。種士衡還募弓箭手，“建營田二千頃”，招萊商賈，通其貨賄，使青澗城“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至熙寧元年(1068)，青澗城有“弓箭手八指揮”3400余人，馬900匹，成為宋神宗對夏用兵的軍事要塞和基地。
慶歷元年九月，范仲淹知慶州兼環慶路都部署，主持環慶路防務。他深入調查，十一月亡奏《攻守二議》，既反對深入進討，又反對被動防御，認為：“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以怠，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遠，恐生他患，此守御之未利也。范仲淹主張“近攻”，奪取阻隔延州與慶州之間的金湯(今陜西吳旗縣金湯鄉)、白豹(今甘肅華池縣北)、后橋(宋名為馬鋪寨，后為大順城。今甘肅懷柔縣馬鋪寨)寨等戰略要地，招撫當地蕃漢民戶，逃者勿追，居者勿遷，官出錢帛，“召帶甲之兵、熟戶、強壯”修筑城寨，以據其地，不征差農產，以利耕稼�！百钩钦瘓酝�，當留土兵以守之”。其守策為：發展民兵，興置營田以安其居。他說：“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余，中糶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比绫ふ浇遍e田，可從蕃部購買，或許蕃部進納田土，賞以官資。土兵“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共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慶歷時提出的“修武備”的改革，與此時范仲淹重視發展土兵的戰略一脈相承。
由鄜延、環慶兩路合兵攻取金湯等寨的建議當時雖未被全部采納，但范仲淹在慶州正是按照其攻守策加強軍備的。他多方招撫當地黨項諸蕃熟戶，依靠歸屬羌設置堡寨’招募弓箭手。據清人趙本植編撰的《慶陽府志》記載，范仲淹僅在今慶陽地區修建的城寨就有二十九座，招募弓箭手，授給田土，并對降漢的蕃部屬戶首領封官，使弓箭手人數大大增加。慶歷二年三月，范仲淹派遣其子范純祐和黨項部將趙明在慶州東北的馬鋪寨修筑了大順城’有力地抵御了西夏的入侵，“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冠盜益少”。
慶歷二年閏九月，夏元昊進攻涇原路的鎮戎軍(今寧夏固原市)，在定川砦(今寧夏固原市寧和鄉)大敗宋軍，宋近萬人被俘，涇原路副總管葛懷敏等十數員高級將領戰死。西夏雖勝，但連年征戰使西夏“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于點集，財力不足”，不斷向宋發出和解信息。定川砦戰役后，范仲淹針對當時的嚴峻形勢，上《陝西河北和、守、攻、備四策》，系統闡述了自己對夏、遼的軍事戰略。對西夏求和應對之策為：“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奔丛诓痪芙^和好之盟的同時，作好戰、守的準備。陜西守策的要點為：“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狄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斗，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里土兵愿改隸邊寨者，即遣其家而團集之�！蓖帘娰M支出少，增加之后，逐步減少遠戍之東兵，可節省經費。范仲淹指出：在“緣邊無稅之地”招弓箭手，每一兩指揮即數百人“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屯駐正規軍的城寨相互呼應。關于陜西攻策，范仲淹認為，橫山一帶，東至麟(今陜西榆林市神木縣北)、府(今陜西榆林市府谷縣)州，西至原(今甘肅鎮原縣)、渭(今甘肅平涼市)，二千余里之間，分布著許多蕃族部落，“人馬精勁，慣習戰斗”。西夏攻宋，常以橫山蕃部為前鋒，“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手為善戰”，因此，要攻西夏，一定要控制橫山蕃族。對蕃族采取“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擊，必破其族”的政策，陜西四路互相策應，逐步把沿邊堡寨筑成城壘，招撫山界蕃族，使為我用。經過三五年，控制了山界之后，方可考慮攻夏之策，但現在談論深入進討西夏的時機遠未成熟。
可見，無論是守策還是攻策，其核心是修筑城寨，發展土兵(包括蕃兵)，尤其是增招沿邊弓箭手，在增強戰斗力的同時，減少東兵，節省軍費。這一策略，與慶歷新政“修武備”的宗旨完全一致。范仲淹發展弓箭手等民兵、控制橫山蕃族部落的策略，被宋神宗、宋哲宗對夏用兵時所采用。
陜西弓箭手是北宋時期戰斗力最強的民兵武裝。弓箭手人授田二頃，有馬者加馬口分田五十畝，宋代稱之為“沿邊法”。沿邊是個區域性概念，是相對于“近里”州軍而言的。弓箭手“無事之時則服田力穡，不仰給于官，農隙之際則操戈挽韁，得以閑習，一有警急，則馳以直前”。在西夏人眼中，弓箭手的戰斗力比正規禁兵強得多。弓箭手實行招募制，不離鄉土，且熟知西夏語言習俗及當地山川地理，有保家衛國之志，“守邊捍御，籍為軍鋒，素號驍勇”，成為陜西邊防的一支勁旅，而其他鄉兵多數是強行征差、被迫從戍，這是弓箭手成為戰斗力最強的鄉兵組織的主要原因。
在北宋實行以役代租的授田制中，唯有弓箭手營田保持長期穩定，為確保沿邊軍事安全和經濟開發起了較大的作用，而其他授田制如“給地牧馬法”、“給地募役法”都半途而廢。這一方面是因為當地地廣人稀，官田充足，有田可授，另一方面，徭役負擔較輕是重要原因。除了修筑城寨、屯堡以外，弓箭手一般沒有其他負擔。即使在戰爭期間，弓箭手也只是協同正規軍屯堡自守，很少被調離鄉土�！巴寥藙藕�，便習險阻，利其田產，樂其家室，以戰若守，一可當正兵之十，敵憚之”，有很強的戰斗力，也是弓箭手從事農業生產的根本保障。
宋政府將大片官田授給弓箭手，既加強了邊防的軍事力量，又不需國家供應大量糧餉，而邊防的加強又可減少陜西沿邊禁兵駐軍，省饋運之費，因此，宋政府不遺余力地推行弓箭手授田制，使陜西弓箭手營田不斷擴大。寶元元年(1038)以后，由于夏元昊的不斷騷擾，陜西沿邊許多堡寨被西夏控制，不少地區的弓箭手殘破流徙，名存實亡，范仲淹把招募弓箭手作為重整軍備的重要舉措，使陜西沿邊防務得以很快恢復。范仲淹在陜西招募弓箭手、加強軍備的措施，正是以土兵補充遠戍而來的東兵不足，而“修軍備”改革的提出，恰來源于范仲淹在陜西主持軍務的實踐經驗。
范仲淹提出“修武備’’的軍事改革，并未全盤照搬陜西的經驗。陜西沿邊地廣人稀，可實行由國家授田招募弓箭手的制度，這一制度是唐均田制的遺存，但并不適用于京畿及其他路分，連陜西近里州軍也未實行。范仲淹完全了解宋軍戰備的實際狀況，他推崇并希望借鑒唐府兵制的優點，并未把在陜西沿邊發展弓箭手等民兵的經驗照搬到其他地區實行，而是建議先在京畿地區試行招募民兵以逐步替代部分禁兵，成功后再推廣到其他地區。范仲淹的這一構想，與王安石熙寧變法時推行保甲法的目的不謀而合。
慶歷改革失敗后，諸多新政被廢止，但范仲淹發展以沿邊弓箭手為主的“修軍備”政策’卻未中斷。慶歷年間，西北沿邊弓箭手恢復并發展至32474人，人授田二頃，有馬者加五十畝，授田約七八萬頃。宋英宗治平末年(1O67)，河東七州軍(代、嵐、麟、府、豐州，寧化、苛嵐軍)弓箭手有7500人，陜西沿邊十州軍(鄘、延、環、慶、原、?胃、秦州，鎮戎、德順、保安軍)弓箭手并砦戶有46300人，砦戶僅秦鳳路沿邊有之，人數極少。如砦戶以兩千人計，陜西、河東弓箭手共有51800人，按人均二頃計，授田當十萬頃以上。陜西弓箭手戰斗力強的原因之一是騎兵多，因此，如果加上馬口分田，授田總額就達十二三萬頃。
宋神宗熙寧、元豐以后，西北拓邊，熙(今甘肅定西地區臨洮縣)、河、蘭、會(今甘肅白銀市靖遠縣)、岷(今甘肅定西地區岷縣)、洮州(今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西安州(今寧夏海原縣西安鄉)、懷德軍(今寧夏固原市西北黃鐸堡古城)、綏德軍(今陜西榆林市綏德縣)、定邊軍(今陜西榆林市定邊縣)等相繼納入宋之版圖，新邊地區增置弓箭手數萬人，原舊邊地區如環(今甘肅環縣)、慶、延州、鎮戎、德順軍等地弓箭手也有所加強’授田總額也相應增加。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僅德順軍懷遠、隆德、得勝、靜邊、治平五寨弓箭手就有地土48700余頃，其中弓箭手已耕墾的有39000余頃。史稱陜西“諸州并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如涇原路“沿邊城寨廓外居民，盡系弓箭手之家，別無稅地人戶”，由此可見弓箭手之眾，授田之廣。南宋紹興和議后，曾任川陜宣諭使的鄭剛中說：“陜西弓箭手，舊一十六萬，今存七萬，復以土田不均，兵疲無法，雖七萬人，未必可用�！币脏崉傊兴浴彼文╆兾鞴钟惺�(或十四)萬之眾，加上馬口分田，其授田達三十萬頃以上。由此可見，發展民兵以補正規軍之不足，加強邊防的“修軍備”政策，慶歷新政后不僅未被廢止，而且被沿襲發展了。
不過，北宋末弓箭手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戰斗力大大減弱。免除稅賦是陜西弓箭手制度實施的基礎，崇寧年間(1102—1106)，蔡京推行“依糴”之法，征購城鄉坊郭戶糧斛為軍食，對沿邊弓箭手“加倍征之，人極為苦”，不少弓箭手不堪重負，破產逃亡。因新拓疆土人煙稀少，人心未附，故所招弓箭手“多浮浪闕食之人，唯幸借貸種糧牛具等錢，而隨即逃亡”。河東路“一季之內逃亡至四分”即十分之四．弓箭手的戰斗力大為削弱，至宣和(1119—1125)初年，神宗、哲宗時開邊所得土地全被西夏奪回。
弓箭手本是不離鄉土的鄉兵，宋神宗推行將兵法，把弓箭手與正規禁軍一起編制成“將”，每將三千至萬人，弓箭手離開鄉土、隨同禁軍一起征伐的事就時有發生，但那時一般只把弓箭手征調到相鄰路分參戰，戰事結束，弓箭手就返回原籍。宋徽宗時期，童貫主軍政，讓弓箭手深入夏境，駐守新邊，長期不回。北宋末，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市)王襄論當時陜西弓箭手狀況時說：“夫弓箭手，民兵，五路之根本也。每差戍守，一月一易，則必人市頭口，負干糧、器械所需之物而趨焉。路逢蕃寇，則多致殺掠，或得戍滿，三數月間，又當復往，如此勞費，無有已時�！彪x開鄉土、頻繁征戰是弓箭手由強悍的勁旅變成“寡弱而不振”弱兵的主要原因:
南宋史學家王稱評論說：童貫當政，“大沮祖宗法”�！肮钟蟹值�，得以保其鄉里墳墓，至是，則皆使居新邊”，于是，“邊備、軍政自貫壞矣”。除長期駐守新邊外，宋還調弓箭手鎮壓方臘等農民起義，進攻遼之燕京，損失慘重。最后宋金戰爭，京師危急，許多弓箭手被征調到內地“勤王”。北宋滅亡，“勤王”的弓箭手大部分潰散。經范仲淹整頓恢復后又發展壯大的弓箭手民兵武裝，北宋末被損耗殆盡。
(作者：魏天安，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